2016年11月24日星期四

话说革命

话说革命

1时代脉络——辛亥革命的必然和偶然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接连签下割地赔银和开放港口等的辱国条约,无形中让平民有机会了解外国文化,孙中山因为在香港读书,解了西方的治国模式,这也逐渐形成他最初的革命理论。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朝出现貌似中兴的气象,这种情况让民众出现一丝希望,但在甲午战役之后,这丝希望完全毁灭。不论中国或海外甲午战役是个分水岭,在中国有康有为等人发起维新运动,在本地,受英语教育的林文庆、李攀福等人组成海峡维新会(Straits Chinese Reform Party),邱菽园创办天南新报以响应康有为的维新,他也在林文庆的好学会基础上,开设星洲支那好学会,邀请文人名士演说,另一方面,尤烈也在一和楼以讲述四书五经为名,暗中宣扬革命。所谓的改革已经形成一股主流思维,人心所向,唯有的争议是手法,是维新保皇或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主张的革命。1906年,清朝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为宪政编查局,而科举制度也在这个时候终止,这种改变远超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所提出的改革,也就是说,改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相对而言,武昌起义是偶然性的,和其他多场起义一样,因面对一些无法预测的局势,因此不得提前起义。不过改革已经成为人心所向,就像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一样,所欠缺的就是一个导火线,因此武昌之后,中国的十八省中就有十四省响应。
2辛亥革命的成功与遗憾
孙中山在成立同盟会时,将其理念浓缩成“驱赶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这里可以看见他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也是三民主义之一,据霍韬晦指出,他在晚年所写的《建国方略》中提到,民族主义并非指单一的民族,而是国族,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是在历史中长期形成的,不只是血缘,还包括生活方式,语言,宗教和民俗习惯。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后多年,对五色旗成为国旗一直耿耿于怀,并说那是满洲人的旗子,最先提出五族共和理念的是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他们后来组成大同会,提倡的正是这种大同的观念,而陈其美在上海起义时就是采用五色旗,因此孙中山是在晚年接纳他人理念,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修改为国族,但革命的年代,种族主义却是推动革命的源泉。1903年,邹容在上海出版《革命军》,这是具有排满意识的文章,并阐述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统一时候,陈天华以浅白的语言在日本出版《猛回头》,这本书引起很大的震撼,但最大的震撼则是他在1905年12月8日选择在日本跳海自尽。张永福等人后来大量翻印这些书籍,也因清朝政府日益腐败,驱赶鞑虏的意识逐渐超越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成为不可抵挡的时代巨轮。袁世凯掌握重兵,他支持皇室或孙中山,都可能影响局势,但他是个机会主义份子,利用这个机会,一面要求清帝逊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他出任民国总统,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袁世凯、满清皇室和孙中山之间的协议,这造成中国往后长时间的动乱,毕竟这不是人心所向。这种交易是革命最大的遗憾,也是污点。
3 新加坡传播革命思维模式
新加坡是个特殊的移民社会,不但文人从商,连长期担任官职的知识份子也从商,也就是说,知识份子是重要的金主,因此康有为在本地获得诸多支持。孙中山则是相反,他获得普罗大众的支持,这是因为革命的宣扬手法不一样。尽管报刊是重要宣传工具,但报章的出版量其实非常低,因此思想传播仅局限于知识份子。在总汇报被陈云秋夺取之后,革命派最初组织露天演说,汪精卫在星洲书报社,以及利用戏院作为平台组织公开演说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革命派开始设立书报社。所谓的演说,无论台上演讲者是以何种语言发表,台下即刻翻译成其他方言,这种模式源自好学会,它吸引临近区域性知识分子参与,而革命派当中如何心田、李竹痴、胡伯骧等人都是来自好学会。好学会鼓倡华语,成员多为知识分子,而革命派同时采用多种方言,听演说的都是平民百姓,因此采用简单而煽情的语言,这种模式取得很好的效果。
戏院或戏台是个重要的平台,除了演说会之外,一些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戏剧也间接灌输革命意识。振天声除了在梨春园表演之外,也在小坡演出,这所戏院相信就是升春园,即后来的永乐戏院,而张永福曾经拥有这一戏院。梅屋庄吉后人曾提及,在革命同志协助下,梅屋开设电影院,而叶玉桑曾在美芝路日本电影院(即后来的曼舞罗)对面建立电影院,这间接支撑梅屋后人的说法。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革命派似乎利用所谓的大众传媒传播革命,这种模式更为重要,因为它将革命意识传达给平民百姓,而且还将笔战的胜利实资化,或许这就造成革命和保皇支持群体,来自不同阶层的因素。

林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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