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6日星期二

牛车水文物馆梨春园照片有误

牛车水文物馆所拍摄的“梨春园”照片其实是百年前莲珍茶居酒楼招牌(小图取自Kent Neo脸书)
2019年8月6日,《联合早报》
        牛车水文物馆两周前开幕,日前也特地前去参观,展览所介绍的梨春园老照片引起个人的关注。
        坐落于史密斯街的梨春园是林路在1897年所建,前身也是一座戏院,业主为刘金榜,传统的说法是建于1887年,近期个人的研究发现1883年已经存在。
        牛车水文物馆展示的梨春园是另一座建筑,因个人尚未寻获梨春园旧建筑照片,对这张旧照深感兴趣。据查证,这张旧照片其实是梨春园对面的酒楼,几年前网友已经分享过,它在百年前也是一家酒楼,放大高像素的照片,三楼柱子上可以看见莲珍茶居酒楼的招牌。文物局网页Roots也收录这张名为在史密斯街和丁加奴街角头的广式茶楼照片,1890年代由G R Lambert公司拍摄。
         更具体的证据,新加坡档案馆收录一张1905年的丁加奴街照片,同时拍摄到茶楼和戏院的两个角落,个人认为牛车水文物馆这张梨春园照片有误。

2019年6月20日星期四

快乐山庄主人布朗

20-6-2019早报副刊
乔治•亨利•布朗(George Henry Brown)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847年,他从槟城来到新加坡,在汤申路买下一片土地取名快乐山庄(Mount Pleasant),在此开垦园丘,这也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建造新家园
当时新加坡正面对严峻的虎患,经常在园丘听见虎啸,或看到老虎的足迹,甚至老虎伤人。单在1850年,布朗的园丘就发生两起被老虎袭击的案件,5月间,拴在屋前的羊只被老虎叼走;同年12月,一名马来工人背负一袋米上山的时候,老虎突然冒出夺取他的米袋,所幸工人安全逃脱。 汤申路周围都是浓密森林,经常有山猪、鼠鹿、蛇等野生动物出没,有时还会碰上毒蝎或大蜈蚣。对布朗来说,这已习以为常,他在清理荒地森林后种植豆蔻,与他为邻的潮州富商佘有进,他也在振春园种植豆蔻。大约在1855年,豆蔻遭虫害而告失败,他改种木薯。
布朗先生是古塔胶专家,在种植橡胶取得胶液之前,胶制品的原料来自古塔胶(Gutta Percha),用来制作电报线胶套、家具、拐杖、首饰等。木薯和橡胶树同属大戟亚科,也有类似的胶液,在橡胶的大时代来临之前,布朗先生大量种植木薯,或许是在提炼胶液成胶制品原料。
1881年,一年一度赛花会首次从植物园迁移到大会堂(Town Hall)前的海滨(Esplanade)举行,这展览其实也包含农艺,许多种植者纷纷将自己得意农产品参展。布朗的木薯、可可、咖啡样本和豆蔻也在赛花会中展出,他的可可获的特别表扬。 布朗晚年小规模尝试种植阿拉伯(Arabian)咖啡,但在这个领域之中,最富盛名的是谷克先生(Edwin Koek),他种植的拉丁美洲咖啡在比赛中获得表扬。谷克先生对咖啡颇有研究,1879年6月,他的一篇以利比亚(Liberian)咖啡为题的文章被莱佛士博物院(现新加坡国家博物院)收录,同期也收录布朗的文章——<昆虫>,以及胡亚基的<乌鳢、雉与马来亚貘>(Argus, Pheasant and a Malayan Tapir)。
多才多艺侨领
除了种植之外,布朗也开设车行。马车是当时岛上的交通工具,所谓的车行,就是贩卖由马匹拉动的车厢。布朗的车行最初设在桥北路,据1852年3月22日刊登的广告,这些车厢主要在加尔各答生产,也有来自马德拉斯、爪哇等地。 布朗不单从事马车的销售,而且还亲自制造漂亮的四轮车厢,快乐山庄附有车厢的制造设备。
布朗的妻子海伦(Helen Gertrude)也来到新加坡,她在1849年10月去了加尔各答,他们之间似乎出现一些问题,布朗先生在《海峡时报》刊登广告,声言除非经他的同意,否则不会对妻子的债务、合约、或协议负责。他的车行历史悠久,并以高超的手艺闻名。车行后来搬迁到36号亚米连街(Armenian Street),在他逝世后由赫彻斯达(Hochstadt)公司承顶,当时还遗存部分布朗亲手制作的车厢待售。
在1854年7月1日,布朗投身船运业,成为商贾和代理,他也是最早的船主之一。在1854-62年间,为多艘川行墨尔本、加尔各答、日本、中国上海和厦门船只的发货人。1854年8月,清朝平定小刀会起义不久,运载鸦片的达斯勒号(Dazzler)就开往厦门和上海,布朗就是这艘船只的发货人。 为了更好的经营公司,继室妻舅阿瑟•奈特(Arthur Knight)从英国到新加坡协助布朗,他在1860年抵新,在布朗的公司当助理。
布朗是多才多艺的欧裔侨领,在音乐方面很深的造诣,他在圣安德烈教堂担任风琴手,擅长演奏钢琴和拉小提琴,家中经常有朋友聚在一起演奏音乐。1854年,布朗在剧院(Theatre Royal)有场表演,以钢琴伴奏“我在梦中徘徊”(译,I’ve Wandered in Dream)。 在1871年维多利亚女王诞辰的时候,渥德总督 (Harry St George Ord)邀请本地商贾出席女王诞辰的庆祝会,他也受邀到总督府。
布朗家族
1881年9月,布朗在操作木薯机器时袖子被卷入,结果左前臂夹伤而切除。 他为了疗伤决定到槟城去,但不幸在1882年10月5日与世长辞,享年63岁,他葬在槟城的基督教坟场内,墓碑以“新加坡长久居民”自居。
布朗逝世后不久,占地140英亩,附设有三栋大房子、马车生产间和木薯厂的快乐山庄就拍卖出售。这产业被阿拉伯裔商人亚塞高夫(Syed Mohamed Alsagoff)家族在1883年买下。目前的快乐山黑白别墅是在1920年代后期完成,1925年的旧地图显示该处只标记两幢洋房,而1860年地图显示布朗故居,对比1954年的地图,即现快乐山路151号,令人讶异的是,该建筑的轮廓并没有改变。
布朗遗孀艾伦将快乐山庄出售之后,她和三名女儿,弟弟奈特先后搬到基里尼路,和里峇峇利路114号的“绿草谷”(Grassdale),她留下一本1859年写的日记。日记最常提到安娜•雷诺文斯(Anna Leonowens),陈金钟在1862年推荐她担任泰国王室小王子的英文老师,这段故事被拍成家喻户晓的电影《国王与我》。
布朗妻舅奈特生于1833年的圣诞节,抵达新加坡后协助布朗经营船运,在1866-69年间出现的布朗与奈特公司,相信就是布朗和奈特合伙经营的船运商行。他在1869年成为公务员,受委立法院速记员和审计部总书记,并在1888年升任副审计总长。他在1897年退休,但继为任工部审查账簿直到1909年。奈特有项特殊的兴趣或研究,就是记录1864-86年的降雨量,他也是海峡哲学会发起人,陈笃生医院秘书,新加坡共济会(Freemasonry)和皇家亚洲学会成员。他在1916年逝世,享年83岁,长眠于达达里基督教坟场,布朗家族诸多成员也埋葬在一起。
末语
埋骨何须故里,盖棺便是吾庐,在一个特殊的大时代,一群英国人选择在海峡殖民地安身立命,视异乡为故乡,并长眠于此。在一个多元的移民社会里,他们的事迹和其他族群交织在一起,为这片土地留下一段段的封尘轶事。



长眠于槟城的新加坡长久居民布朗先生之墓,照片陈耀威提供。

布朗于1852年在桥北路创办车行,图为马车出售的广告。

1925年的地图显示布朗故居快乐山庄。

2019年6月16日星期日

扛着墓碑讲历史之牛车水路线1

扛着墓碑讲历史是结合风土人文,通过地图、建筑蓝图、档案史料从新诠释牛车水,以及武吉布朗和新华历史人物的关系。

日期:6月23日
时间早上9点-11点半
集合:牛车水地铁站唐城坊出口处

第一站唐城坊,传闻普长春老板得罪余东璇妻子,他盛怒下收购普长春和升平园,后来他建筑大华戏院,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两家戏院旧址,其实这是误区。升平园后来改名为新舞台,汪精卫二度在此演说,从此革命意识日益炽烈。长眠武吉布朗的邱菽园曾是升平园业主,他是著名的南宗诗人,康有为支持者,罕为人知的他也热爱戏剧,在柑榜马六甲持有一家戏院,甚至泽维斯路豪宅也筑造舞台。
第二站芳林公园,芳林公园由章芳林所捐赠,当时称为DUMAN GREEN,园中有一亭子是海峡华人俱乐部,光绪大婚之日,俱乐部大放烟火,让我们回到从前参与这项庆典。和公园相对的是同济医院,这是广帮创办的施医赠药的组织,但慈善无国界,后来成为夸帮群的慈善机构,后来的中华总商会也在此成立。桥南路这端早期是警察总部,但许多人不懂它的前身是新加坡最早的监狱,当时英国输入印度囚犯在此协助建设,背后就是朱烈街CHULIA STREET,即早期的吉宁街KLING STREET,这就说明印度囚犯和这土地的关联。
第三站中国城,以中国街为轴心的周边街道都是以中国城市命名,这里其实是新加坡的第二个唐人街,这里也解说何为CHINCHEW。这里讲简略讲述图南日报、天南新报、萃英书院、海唇福德祠和薛中华建筑大楼。
马吉街临时小贩中心休息20分钟
第四站克罗士街,这里讲述中兴日报、吾庐、南洋总汇新报遗址。总汇报东主也是晚晴园建筑人。
第五站小印度,克罗士街和桥南路交接处的安祥山脚是本地最早的小印度,这里讲述周边印度庙宇,以及以印度名称命名的街道。
第六站芳林茒,革命喉舌晨报旧址,这里曾经是报馆一条街。余东璇百年前在此曾建筑一栋大楼,我们就以百年前的建筑蓝图结束路线一的徒步活动。

2019年4月6日星期六

从武吉布朗追溯新加坡开埠到建国

吾庐文化讲座系列 之 二十三
吾庐俱乐部与陈嘉庚基金基金纪念新加坡开埠文化讲座系列 之四

讲题 :从武吉布朗追溯新加坡开埠到建国

主讲人 :林志强
讲座主席 :黄子明 博士
特邀嘉宾 :赖启建副教授

日期 :2019年4月28日
时间 :2pm – 4pm
地点 :国家图书馆地下一层

支持机构:NIC、Singapore Bicentennial Office
赞助机构:Ang Chin Mok Foundation 洪振茂基金

报名:1) 网上报名:http://bit.ly/LIM_SG04,一经注册,既已记录,无需确认回复。
2)姓名及手机号码发送9233 2329,Ms Rain Wang

简介:

千年以来华人不断涌向南溟,在国乱纷纷之际寻找一片新桃花源。“ 然而托足异国,昔人所悲,犹未旋返,莫可以期,存则荣归,没则旅瘗。”因此每座墓茔都隐藏着海外华人开埠垦荒的心声血迹。武吉布朗华人坟场成立于1922年,1972年底封山,因迁葬之故,这里最早的坟墓是1833年,正值新加坡开埠到建国期间。每一坟墓都有一段从唐山到南洋,从落叶归根到落叶生根故事,不同年代的坟墓拼凑出新加坡从开埠到建国的事迹。

内容概要:

新加坡是个繁华时尚的都市,若不追溯过去各社会经济层所组成的移民社会是难以理解建国之路。华人社群在基础设施和商业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诸多历史重大事件的核心人物,从19世纪的秘密会社的暴乱,20世纪初中国政治维新和革命运动的冲击,紧接下来二战期间的暴行,以及独立路上的社会动乱。长眠于武吉布朗的先贤见证新加坡璀璨过去,在以墓碑重温新加坡开埠到建国之路的同时,也向所有为这片土地做出奉献的广大新加坡先贤致敬。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2643774175849035&id=100006494350906

2019年1月8日星期二

黄梨大亨王水斗

作者:黄冠荣

王水斗,福建东山人,是新加坡一位著名的华商。在15岁时,由于生活艰苦苦,决定离乡背井到南洋去谋生。刚到新加坡时,没有亲戚可靠,他就当起人力车夫,然后成为一个小贩,后来在黄梨公司的工作。经过刻苦耐劳和不断奋斗,他成为新加坡著名的黄梨大亨之一。他曾担任过南洋华侨中学第四届董事会总理,同时也是中华总商会董事之一。

在社会贡献方面,他为新加坡华社尤其是在捐款庙宇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身为于1902年所成立的后港斗母宫的香客之一,他决定要重新建造一个新的庙宇。于是他在后港五英里,捐了一块土地。新庙宇的工程花了两年的时间,在1921年落成,并把原本位于后港四英里林露园的神龛搬迁到此地。在重建庙宇的碑记中他的名字排名第一。他也有捐款重修在凤山宫、路班让顺天宫、槽梧大伯公庙和龟屿岛上的大伯公庙以及马来拿督公神祠。

他于1937年11月26日在新加坡逝世,他的遗体安葬武吉布朗坟场附近的姓王山。
王水斗坟墓是在1924年建立。

王水斗在1928年捐赠凤山宫匾额。
王水斗坟墓宏伟壮观。

2018年10月6日星期六

庆维新与梨春园主人 刘金榜推动戏曲

庆维新与梨春园主人
刘金榜推动戏曲
刊登于《联合早报》副刊,2018年10月6日。

做为酬神活动的一部分,戏曲最初就在庙前或街边搭建戏台演出。基于对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对戏曲的热爱,这种趋势推动戏曲演出迈向剧院发展。在梳理本地19世纪剧院旧貌之际,无意间发现庆维新和梨春园主人是刘金榜。
从庆维新坍塌说起
珍珠山脚的土地是在1880年被划分出来,靠近山丘的就称为人民公园(People’s Park),在新加坡河支流的填海地带则有普长春(即庆维新)和升平园剧院。在1883年11月30日发生剧院坍塌事件,业主刘金榜上庭供证指出,剧院耗资9600元,在1882年6月落成,剧院出租给黄亚成(译,Ng Ah Seng)经营。
普长春位于哇央街24号,在坍塌后重建,刘金榜于1896年提呈一份修改建筑蓝图,过后业主不断更迭,1900年的业主则是Mansoor,产业在1905年进行拍卖。
普长春分三层,每层保留部分空间开辟6至8个厢房,内设桌椅,可以一边欣赏戏曲一边品茗。《海峡时报》1901年4月18日报道,康沃尔公爵(Duke of Cornwall)和约克公爵夫人(Duchess of York)到访新加坡时,在星期天傍晚到哇央街的剧院品茶。后来官方制定剧院条款,规定出口处必须宽敞无阻,座位必须固定在地面,各种条规导致中式剧院和西式剧院相似。1909年的一起诉讼官司中提到剧院和影院的估税,拥有8百多个座位的普长春支付5040元税金,梨春园和升平园只需3600元税金,可见普长春是当时最盛旺的剧院。
因普长春戏班班主得罪余东璇妻子,他一气之下买下普长春和升平园,将普长春剧院改名为庆维新,自己物色粤剧班来新加坡表演,而庆升平就转租出去。普长春其实是戏班名字,原来剧院名称还是一个迷。庆维新在1930年代停止演出,原址改成百货公司,旧建筑于1968年被拆除,并在原地建起珍珠大厦。
粤剧枢纽梨春园
牛车水被安祥山、珍珠山、达士顿山环抱,中间是新加坡河支流,这天然地理形势说明两岸都是沼泽地。尽管甘榜马六甲的奥马回教堂在1820年已经出现,马里安兴都庙也可以追溯到1827年,从牛车水到驳船码头之间却是人烟稀疏。在1850-1870年代大规模填土以后出现大片新土地,吸引不同籍贯的华人竞购。
梨春园位于史密斯街36号,旧门牌制度下称为MC 17,这家剧院可以追溯到1883年,在庆维新发生坍塌之后,工部(Municipal,即后来的市政厅)派人到各大剧院调查,英文报章曾提及史密斯街的华人剧院。这剧院就是梨春园前身,业主刘金榜曾在1896年提呈修建建筑蓝图。
剧院后来转售给林路,他是本地知名建筑商,在1897年提呈重建蓝图,由Swan & Maclaren 负责测绘,现梨春园就是他所兴建,1898年落成。剧院分三层,地面层是工整排列的座位,顶层两侧各有九间附有桌椅的厢房,并设有女性座位,共可容纳7百多人,由满堂春粤剧班演出。
早期的粤剧是以官话参杂粤语演唱,当时陈少白在香港编写改良式剧本,为了让观众更容易理解而改为粤语演唱,这些改良剧也在本地演出。1908年,永寿年在梨春园上演《徐锡麟枪毙恩铭》,开明书报社的邓毅也上台演说宣扬革命。后来振天声在1909年3月16日上演《梦后钟》、《黑狱红莲》和《熊飞将军战死留花塔》。同年12月31日,林航苇再次组织铎民社粤剧班,为振武善社筹款演出。当时梨春园已卖给广东七头家之一的罗奇生号经理罗琳,他邀请中港粤剧名伶靓元亨、陈非侬、马师曾、红线女等名加入永寿年,其他剧院也纷纷相仿,一时间名伶汇聚星洲,粤剧迈入的辉煌年代。
在余东璇买下庆维新之后,普长春戏班改在梨春园演出,继续邀请中国名伶在此登台,凭着精湛的演出,梨春园成为粤剧枢纽而扬名海外,新加坡也成为粤剧的第二故乡。
戏曲推动先锋刘金榜
刘金榜,祖籍福建南靖,生于1838年,20岁就南新加坡,先后创办万山号药铺和福南号银庄。经历数十年奋斗,成为本地举足轻重的富贾。他也是中华总商会发起人,1906年天福宫重修协理之一。最为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创办双林寺,罕为人知的是他对戏曲的推动。
据福州怡山西禅寺文献《西禅小记》记载,刘金榜和儿子都做了一个不寻常的梦,梦里有个金人从西方而来。1898年,适逢贤惠等人经历6年的锡兰朝圣之旅,在回国途中过境新加坡。刘金榜极力挽留,献地兴建佛寺让他主持,还捐献1万6千元。此后他多次捐助或创办各地寺院,包括槟城鹤山极乐寺、阿依淡天公坛、雪兰莪岳山观音阁、中国福州怡山长庆寺、漳州南山寺,以及本地的普陀寺。
本地在1859年已经出现剧院,最初只是简陋亚答木屋,不久就进入蓬勃发展期。在1880年前后,大坡的梨春园、庆维新、升平园、哲园和怡园,以及小坡的升春园陆续落成,当时剧院约有十座。刘金榜出资兴建剧院,对戏曲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1897-1890年间出售梨春园和庆维新,但对戏曲的热忱不减当年,晚年每逢生日,就在家中设宴款待亲戚好友,戏曲演出是必然的余兴节目。1909年,他以1千元购买首晚座位,观看吉隆坡振武戏班为广惠肇方便留医院筹款的粤剧演出。
刘金榜在1909年12月18日逝世,享年72岁,葬在俗称海南山的顺福路墓地,墓碑上的名字(谥号)为刘诚正。


2018年7月14日星期六

探索水廊头原址

探索水廊头原址

水廊头凤山寺历史悠久,因此对水廊头这个俗称的原址未曾存疑。而诸多中文记载都说中华女学堂(即后来的中华女学校/中华女中)设在水廊头,所以出现学校最初设在摩罕莫苏丹(Mohamad Sultan),后来迁到登路(Tank Road)的说法,然而在探索学校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并非如此。

从凤山寺说起
诗山镇凤山寺的广泽尊王被南安人视为保护神,每到一处总会筑建庙宇,因此香火随移民的脚步而遍布四海,1836年,南安人在青山亭西麓建造凤山寺。后来星洲书报社在丹戎巴葛建造新大楼,它就在凤山寺的山脚下,书报社旁边的中式牌坊就是凤山寺的山门。庙宇经常冠上主干道路的名称,1905年张永福在星洲书报社演说时,报章所刊登的社址就是丹戎巴葛凤山寺口。
受直落亚逸盆地填土工程影响,凤山寺在1907年被殖民地政府征用而搬迁到摩罕莫苏丹。凤山寺信托人傅孙潴(Poh Sun Tee)在1907年提呈由黄德茂(W T Moh)负责测绘的庙宇建筑蓝图,崭新的凤山寺在1913年正式落成。据1912年的一份通告,当时称为后芭窑凤山寺,这个名称在1950年代初期还一直被沿用。
水廊头一词据说和慕宝路(Merbau Road)的海峡制冰公司(Straits Ice Company)有关。这家制冰厂于1901年在此开始生产,然而水廊头凤山寺最早在1940年出现,不过当时的写法是“水笼头”。在1940-1950年代之间,后芭窑凤山寺和水廊头凤山寺同时交替使用,到1950年代中才逐渐定型为水廊头凤山寺。

水廊头另一源头
新加坡河是潮州人聚集之处,沿岸也有不少潮州富商,其中之一就是沈嘉然,他在1913年12月10日去世。他的中文讣告就显示丧居在水廊头嘉丰园,查阅《海峡时报》,其寓所是“Sans Saouci, 105 River Valley Road”。Sans Saouci即嘉丰园,位于在里峇峇利路,105号是旧式门牌编号,介于里峇峇利弄和金炎路之间。
南洋青年励志社,是个年轻人互相学习与切磋知识的会所,成立于1919年,因会员增加而场地狭小而搬迁。刊登在1920年8月24日《新国民日报》的搬迁通告显示,励志社搬迁到水廊头92-5号,同一则通告的英文地址是92-5 River Valley Road。这两个例子更具体说明里峇峇利路就是水廊头。

林庆年在1951年的一篇中华女学校的<校史>中说道:中华女校先租水廊头民房为校舍,后迁校到登路。查阅当时英报章,驻叻代理总领事戴欣然于1911年3月30日为中华女学堂主持开幕,学校位于登路1号。据中文报章的通告,丁律(登路)即水廊头门牌一号。这所学校是潘春阳的产业,他住在登路2号,后来因潘春阳逝世后家族收回遗产,学校大约在1924年搬到登路85/86号。据1893年的地图显示,它就位于里峇峇利路和登路的交界处,因面向里峇峇利路,也称为水廊头。

水廊头重新定位
水廊头最初是指里峇峇利路,后来摩罕莫苏丹同样也称为水廊头,这无疑就造成混淆。1970年,文化部首次出版中文版《新加坡街道指南》,一些街名俗称也收录在街道索引栏之中,这些俗称就重新定位。介于禧街和登路之间的里峇峇利路称为水廊内,介于即基里尼路和登路之间的里峇峇利路改为皇家山脚,摩罕莫苏丹定为水廊头。虽然这避免许多混淆,但对后来的历史研究却造成更大的困扰。

中华女学堂在1912年的招生通告。

中华女学堂原址现已成为印度遮地(Chettiar)人展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