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1日星期五

林亚相与毕麒麟遇袭案


林亚相是柔佛港主和义兴领袖,在柔佛各地拥有赌馆、鸦片、伐木等的经营特权。在1900年,丹戎巴葛码头扩建计划最终定案,他前来新加坡开设木材坊,并买下明珍庐(即后来的晚晴园)为寓所。鲜为人知的是,他在柔佛发迹之前曾在此经营赌馆,并且涉及毕麒麟遇袭案。

追捕嫌犯
1887年7月18日,早上11点15分,新加坡发生一起震撼全岛的案件。当时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 A Pickering)在署中盘问一些刚抵达新加坡的妇女,蔡亚惜(Chua Ah Siok)走向前桌前,扔掷斧头击中毕麒麟头部,他当场被捕。
发生袭击殖民地命官,官府十分震惊,要求民众提供情报。8月3日,蔡亚惜首次被提控,当时他绝食多日,身体非常虚弱。这时林亚相(Lim Ah Siang)也因经营赌馆被定罪,他的律师提出上诉,然而大法官在8月23日裁决时指出,林亚相曾向毕麒麟坦诚经营多家赌馆,因此上诉被驳回。
8月20日,在事发一个月后,总督华尔德(F A Weld)签发“星期五宪示”,禁止普渡和设立调查委员会。以往华人在普渡期间都在大街祭拜孤魂,焚烧衣箱和演唱戏曲,因无人出面检举,官府决定惩罚华人,颁布禁止在街上进行普渡活动的命令。总督也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是否有其他人或会党唆使或煽动,成员包括总检察长(J. W. Bonser)、立法会议员(J. P. Joaquim)和殖民地第二助理秘书(E. C. J. W. Birch)等人。
总督继而发布悬赏,任何人提供情报导致唆使蔡亚惜行凶幕后主使人落网,将有一千元赏金,如果要回中国,当局也将提供船票。9月2日,警察逮捕义福公司领袖李亚会(Lee Ah Hoey)、许亚保(Koh Ah Pow)、李鸿江(Lee Hong Kang)和蔡亚礼(Chua Ah Li)等人。当时林亚相身在柔佛,他回返新加坡后,知道自己在通缉名单之中而自行投案,众人在5日被控唆使蔡亚惜行刺毕麒麟。然而在24日的初审,控方受到辩方律师强力的挑战,要求无罪释放或保释在外。

驱逐结案
在这时候,荷属印尼的领事官向殖民地政府提呈报告,在几个月之前,吉里文岛雷珍南遇袭,涉嫌者包括许亚保、李亚会、李鸿江、陈大狗(Tan Tua Kow)和林亚相等人。9月26日,华民护卫署要陈大狗前来报到,盘问后将他拘留。10月12日,总督华尔德引用1872年的保护境内平宁条款,将诸人驱逐出英国境外,不准到三州各地。其他多人都涉及毕麒麟案,他们继续被扣押等候审讯。
10月17日,调查委员会提呈报告,政府加强监控赌博是毕麒麟遇袭的导因,他们认为蔡亚惜并非独自行动,这是由义福公司所策划,以报复毕麒麟的赌馆政策。然而控方担心无法提出有力证据将众人定罪,因此总检察长和毕麒麟向总督建议终止起诉,改而驱逐他们离境,唆使行刺毕麒麟案终于在11月23日结案。
行刺毕麒麟案也在22日审讯,蔡亚惜面对企图谋杀和严重伤人,他俯首认罪,供称只想吓唬毕麒麟,所以将斧头的柄砍掉,以斧头背部掷向毕麒麟。主治医生Mugliston在法庭供证时说毕麒麟头颅没有骨折,蔡亚惜被判七年监禁。
1889年11月,蔡亚惜再次被控在监狱企图谋杀和严重伤害监狱长。他对袭击毕麒麟被判入狱七年一直耿耿于怀,在庭上不断重复事件原委。因流连赌馆,他输掉向头家借贷的十块,无法在限期内偿还。头家告诉他:“欠钱不还就得坐牢,如果愿意行刺毕麒麟,事成之后有五百元赏金,若是被捕,会有千五元寄回中国做安家费。”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他最后接受头家的提议。法官阻止他继续说下去,指他面对的控状是伤害监狱长,最后被判无期徒刑。他听后甚为激动问道:“谁给我安家费?” 几年后他在狱中因病而命丧星洲。

毕麒麟引退
毕麒麟遇袭之后迅速复原,一个月后已经回返办公室,然而医生建议让他换个地方休养,官方在8月30日公布允他放假两个月,还拨五百元让他去锡兰渡假,他后来复职续任华民护卫司长。
在总督华尔德届满回国之后,史密斯(C C Smith)在1887年10月接任总督之职。他曾任香港总督,以中国通自居,上任之后未与毕麒麟商量就实施镇压秘密会党,这引起毕麒麟的不满。他以头部无法承受压力为由不断请病假,然而1月16日,他在“抱病期间”却通过辅政司(Knutsford, Secretary of State)提呈长篇汇报给英国殖民部办公室,批评总督的镇压会党政策,但这无法改变总督的决定。他在1889年2月编入未来12个月的退休名单,宪示于1890年6月正式宣布毕麒麟退休。
毕麒麟回返英国之后,在1896年发表一篇《海峡殖民地之早期历史》(Early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1898年发表台湾回忆录Pioneering in Formosa,后来翻译为《历险福尔摩沙》。1907年1月17日,即遇袭之后的20年,他在圣雷莫(San Remo)患流感而逝世,享年66岁。他在遇袭后长期装病,导致后人误以为他因头部受伤而逝世。

 柔佛港主
林亚相,又名林宠相或林保臣,祖籍朝阳,在所有嫌犯中是唯一曾经经营赌馆而被定罪者,他的赌馆或许和潮州木匠蔡亚惜有关。在被判非法经营赌馆之后,林亚相和潮州秘密会党义福公司领袖被控唆使蔡亚惜行凶而被拘留,接下来又涉及行刺吉里文岛雷珍南案,最后总检察长决定不再起诉,改而驱逐出境。但庭卒在结案时失误,释放等候遞解出境的嫌犯,这迫使官府再度发出通缉令。林亚相在毕麒麟案之前曾踏足柔佛,事后在柔佛迅速崛起,在1891年,他已是苏丹身边的权贵,并逐步成为雄霸一方的港主和义兴领袖。他后来有意开拓新加坡木材市场,但因有前科,因此佘连城以一万元担保才允许在新加坡居留。

2018年4月2日星期一

发现百年古屋 布朗先生故居

发现百年古屋,布朗先生故居
因征用坟山开辟道路之故,武吉布朗竟然远近驰名,连海外后裔也回来寻根,但是布朗先生其人其事,外间研究其实不多。昨天咖啡山雷雨交加,在看墓人帐篷避雨之后,在细雨纷飞之下寻找布朗先生故居,经过对比一连串的地图,终于确定布朗先生故居位置。而且不是一间,是两间,这是第二间百年古屋。

2018年2月1日星期四

被遗忘的“河山竝永”金鼎

“河山竝永”金鼎照片,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金鼎不知去踪。
八位捐赠者当中,陈延谦和冯清缘葬武吉布朗,陈贵贱葬咖啡山。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对上海发动大规模攻势,随着淞沪战役失利,首都南京面对巨大的威胁。为了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林森捐金鼎和戒指
1938年7月7日,重庆发起纪念七七的自由献金,历时三天,献金总额仅7万余元。重庆人口40万,是国府所在之处,更是富商财主密集之地,有小上海之称,如此低额的献金,被媒体批评为耻辱。因此《时事新报》提倡发动献金周运动,希望在8月13日,筹得更多献金。时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积极支持此举,捐出金鼎和戒指。

林森,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原名林天波,祖籍福建闽侯,早年参加同盟会,革命成功之后,被举为开国参议院议长。1931年,林森接替下野的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1943年车祸身亡,他生前孑然一身,死后并没有留下遗产。林森在1902年考进海关局,1909年调到九江关任职,在林森1937年七秩寿庆之时,华洋海关职员集资打造金鼎向主席贺寿。

金鼎高八寸,口径一寸五分,重十七两四钱四分。横刻“河山竝永”四大字,上款为“国民政府主席林公杖国之庆,谨申嵩祝,以介眉寿。”下款“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率全体华洋人员敬祝”字样。金鼎盖沿雕凤,盖顶盘龙,鼎身左右,各附小环,铸造极为精巧,放在玻璃罩内,并附上紫檀木盒外套。除了金鼎之外,林森还献出四枚戒指,其中一枚是由前班禅大师所赠,其他三枚则是自己年轻时买的。当时每两足金180元,这些金器市价值3400多元。

陈嘉庚筹集7万7000元
国家元首所献的金器,其意义与历史价值,远超于物质的价值,如果照一般金器,交给国库镕成金块,殊为可惜。因此有人建议,出价1万元以上者,价高者者,不但金鼎可以永久保留,所筹集资金更高,捐献者的名字也将长载史册,永垂不朽。

陈嘉庚闻讯,发电向《时事新报》查询价格,总经理崔唯吾回复说,外人打算出价5万元,但他认为元首的金鼎,理应由国人买下。陈嘉庚认为能够筹集7万7千元,打算买下金鼎回赠主席,作为七七献金纪念。本地殷商李俊承、陈延谦率先各捐1万,林文田、林金殿、李光前、谢榮西陆续各捐1万,陈贵贱捐7千,最后1万由冯清缘垫上。以当时的市价计算,这相当于16公斤的黄金。金鼎后来转献国府,做为国家主席交替之信物。

《时事新报》总经理寄赠八位捐献者金鼎照片一张,崔唯吾在照片上题字,叙述事件的始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了答谢捐献资者,在自己的照片上亲笔题上七七献金纪念,赠与八位仁翁和陈嘉庚,并致电嘉奖。

《时事新报》所发起的重庆七七献金周共筹得2万余元,新加坡八位仁翁却献金7万7千元力保金鼎,显现本地华人在抗战期间对中国不遗余力的援助,唯这段事迹却被后人淡忘。

2017年11月3日星期五

守卫武吉布朗之揭开封尘旧事(一)


守卫武吉布朗之揭开封尘旧事(一)

守卫武吉布朗之封城分成四部分


1守卫坟山


2革命维新


3封尘旧事


4风土旧貌


以下为守卫坟山之简介


守卫坟山
“在武吉布朗,即使一个不起眼的墓碑,背后也可能隐藏一个大时代的动人故事,它所蕴藏的不是骨骸与碑石,而是五彩斑斓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和东南亚人民共同的记忆。”
——又名“重新探讨武吉布朗的价值”,于2012年7月10日在Blogger部落格发表
“武吉布朗位于麦里芝蓄水池以南,连同毗邻的坟山形成华人大坟山。2011年,政府决定开辟穿越坟场的新道路,这引发民间组织展开抢救频临消失的历史,在无意之间拼凑出武吉布朗惊艳的一面。”
——刊登于2014年12月第21期《华裔馆》月刊
“近期各地掀起一股探墓热潮,柔佛学者相继在新山绵裕亭、陈厝港、旁佳兰和廖内等地陆续发现“氵月” 墓碑。不久前笔者在乌敏岛也发现三座,这里就重新梳理新加坡的“氵月”墓。”
——刊登于2017年10月14日《联合早报》
    从新加坡“明墓”看义兴公司
“义兴公司是本地秘密会社,曾策划和参与多场在中国的起义,具有浓烈的反清复明意识,他们生为大明朝的人,死为大明朝的鬼。虽然有些刻意隐藏身份,但有些则不介意公开,他们在墓碑也冠上‘明’字,形成一股独具特色的会党文化。”
    快乐山庄主人布朗先生
“在槟城的基督教坟场内,有座以‘新加坡长久居民’自居墓碑,那就是布朗先生。他在年轻时和妻子来到新加坡,联手开辟快乐山庄,并在此度过大半生的。”
“余秋雨描写新加坡日本人墓地的散文名篇《这里真安静》,让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知晓了这个原本连很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的地方。然而余秋雨在文中把墓碑上的“信女”当成了妓女,这是民族习俗迥异所造成的误解。”
——刊登于2014年4月4日《联合早报》
    武吉布朗之吾国吾民
“对国家的爱,始于对国家的了解,武吉布朗有许多国人的集体记忆,具有凝结民心的功能。不少墓主都是经历艰辛打拼的早期南来华人,他们足迹踏遍东南亚,曾参与地方性发展,是贯连东亚和东南亚诸国人民情谊之处。武吉布朗是众人故事的汇集处,了解新加坡的一部史书。”
    记住武吉布朗之最后一战
“武吉布朗是全球少数仅存的二战战场,也是马来亚战役最后的一场激战,守卫军未曾被击败,但却在战地被令投降。每个国民都应该记住武吉布朗之最后一战,并将这场战役之教训传承给后人。”
——刊登于2014年3月17日《联合早报》
“提起周玉龙中医师,或许有些人不晓得,但许多人知道武吉布朗彩色锡克卫兵的坟墓,这对巡城守府的锡克卫兵可以说是武吉布朗的地标。其实锡克卫兵在上世纪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向南洋、香港、金门、中国威海等地传播。”
    反共先锋王振玉
“十月革命,俄罗斯民兵夺取政权,震惊了世界列强,他们军援白俄罗斯企图夺取政权,但红军最终胜出并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了提防共产主义在殖民地散播,一位来自上海,原籍东北不韵英语的华人,在特务机构一路平步青云,成为战前最高级别的华人警察。”
“近几年来,各地掀起一股坟墓热潮,开启了在坟场探索历史名人之风气。因本地的旧报章已经数据化,如果寻获一些报道,加上一些历史书籍辅助,就可轻易还原个人生平或家族历史,个个俨然都是专家。然而如果引入档案史料解读,就会出现不同的面貌。”
——刊登于2017年9月22日《联合早报》

2017年10月26日星期四

本地戏院与辛亥革命





林志强
武吉布朗资深导览/本地历史研究员
早报2017-10-26
侨为革命之母,辛亥革命成功之前,新加坡曾出现一股推翻满清的革命浪潮。演说是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渠道,戏曲也起着重要作用,戏院更成为宣扬革命的平台。在重温百年前这场革命之余,也略谈和本地戏院相关的革命事迹。
1908年1月11日,汪精卫在新舞台进行首场演说。当晚门外遍缀生花,楼上高竖汉帜,大会主席林义顺登上讲台高唱革命万岁后,随即介绍演说员,同台演说的还有同盟会的林航苇和魏仁同。汪精卫是位天才演说家,引得群众感情激昂,听者任其擒纵;当他踏上讲台时,满堂鸦雀无声,每逢精彩之处,掌声如雷而起。
同年3月15日,汪精卫再度在新舞台演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派一连三晚在新舞台为阵亡烈士筹募抚恤义款,上台演说的有振武善社的陈树南、中华女子学堂校长余岱宗和陈章甫。新舞台就是哇央街21号的升平园,即珍珠大厦现址,这所戏院相信建于1881年前后。
1909年3月,志士班振天声在梨春园上演改良式粤剧《梦后钟》、《黑狱红莲》和《熊飞将军战死留花塔》。粤剧最初是以参杂官话的粤语演唱,俗称戏棚官话。在陈少白等人的努力下,编写大量具有革命意识的粤剧,并改为通俗粤语演唱。因语言浅白,观众更能体会剧情而留下深刻印象,革命种子就在民间滋长。同年12月31日,振武善社林航苇再次组织铎民社,为振武善社筹款演出。梨春园位于史密斯街36号,在1883年已经存在,目前的建筑是戏院东主林路在1897年所建。
改良式粤剧在本地深受欢迎,继梨春园之后,振天声再度受华里园和乐怡轩(小桃源)之邀请,二度在甘榜爪哇街口新戏院演出。当时陈楚楠看了振天声演出后,并把戏票当作珍贵纪念品,一直留在身边。这就是阿拉伯街口对面的同乐戏院,阿拉伯街俗称爪哇街,因此称为甘榜爪哇街口新戏院。同乐戏院是钟坤成在1907年所建,现已成为莱佛士医院的一部份。
孙中山的日籍挚友梅屋庄吉在1904年来到新加坡,最初在美芝路硕田旅馆附近开设梅屋照相馆,他想做电影院生意,一些革命同志伸出了援手搭起戏院。有关这家戏院的资料非常有限,倒是业主叶玉桑于1908年提呈在连城街口的美芝路兴建电影戏院的建筑蓝图。早期放映电影的戏院都是大帐篷或临时建筑,后来才正式建造戏院,曼舞罗和阿布拉罕戏院也是如此,这所戏院前身或许就是梅屋放映电影之处。
百之后年后,旧建筑陆续拆毁,梨春园是仅存革命年代的戏院。梨春园的价值不单于古老的硬体建筑,它曾经是粤剧枢纽,又是辛亥革命的历史遗迹,浓郁的人文历史已成为海内外华人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

2017年10月14日星期六

新加坡“氵月” 墓


近期各地掀起一股探墓热潮,柔佛学者相继在新山绵裕亭、陈厝港、旁佳兰和廖内等地陆续发现“氵月” 墓碑。不久前笔者在乌敏岛也发现三座,这里就重新梳理新加坡的“氵月”墓。

初现泰山亭
在泰山亭迁坟之前,陈育崧发现俗称清无主的“氵月”墓碑,查阅《椰阴馆文存》,当时他发现的墓碑有光绪三年的卓举明/吴慈德,以及天运甲申年的谢宝满/林竹宫/王上社。这两座墓碑最常被学者引用。但翻开潘醒农1950年出版的《马来亚潮州通鉴》,在介绍泰山亭之余,也收录两张“氵月”墓碑照片,除了卓举明/吴慈德之外,还有辛巳年名为朝福的墓碑。
陈育崧是最早发现“氵月”墓的学者,他认为“氵月”是清字,意为清朝无主,大明复半,和会党有关,他们将反清复明写成反“氵月”复汨。陶成章《教会源流考》指出:“大清之皇帝,仇人之首也,故不当承认其为我中国之皇帝。以故洪门中兄弟,写清比作“氵月”,是谓清无主。萧一山1935年编写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收录大量晚清天地会文件,都能看到“氵月”字,它显现对清朝的政权的不认同。
虽然陈育崧只提到三座“氵月”墓,泰山亭相信还有更多,只是未曾有系统性的记录。泰山亭在1845年正式获得东印度公司所发出的地契,是潮州人早期坟场,在1950年重新发展,即义安城现址,这些坟墓已经不复存在。

乌敏岛重新出土
不久前在无意间读到韩山元早期对乌敏岛的报道,因此萌生到岛上寻找古墓的念头,不久前独自上乌敏岛。由于部份坟场已被树林所吞没,勘察墓碑就有些困难,在长达四小时的探索当中,发现第一座“氵月”墓碑。这位墓主曾周来,卒于天运丁亥年,即1877年,墓碑没有提及祖籍。第二次岛上探索,再次发现“氵月”墓,墓主是金砂曾顺丰,墓碑上没有年份。第三次上岛,又发现海邑曾秀烈墓。彩塘镇金砂村的曾厝尾是潮州曾姓发源地,它位于潮安,旧称海邑,曾顺丰和曾秀烈都是潮州人。
翻查旧档案,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之间,本地学者曾经多次到乌敏岛进行田野考察,新加坡档案馆收藏一些照片,其中一张竟是“氵月”墓。这是光绪九年二月廿三日立碑的姓郭坟墓,当时似乎没有太多报道,因此这项发现被许多学者忽略。这意味乌敏岛至少已经发现四座“氵月”墓碑。
乌敏岛是新加坡北部第二大岛,发现岛上盛产花岗岩之后,驻扎官Church于1856年签署政令,派印度囚犯建立基地开采花岗岩,开采工作后来被华人取代。岛上也盛产木材,1851年已经建立廊坊采伐木材,后来也开辟咖啡和甘蜜种植园。华人很早在此落户,村民郭亚相在 1852年虎患中被咬死。

会党的大时代
综合泰山亭和乌敏岛的“氵月”墓碑,新加坡已发现七座,当中五座立碑年份介于1877-1887年之间。除了两座在乌敏岛的墓碑没有标明祖籍之外,其他都是潮州人,不论年代和籍贯,都和柔佛廖内的相似,这些本地区所独有特色墓碑反映一个会党的大时代。继泰山亭之后,乌敏岛是研究本地 “氵月”墓碑的重地。

林志强/图文

2017年9月22日星期五

浅谈墓碑与历史之研究

近几年来,各地掀起一股坟墓热潮,开启了在坟场探索历史名人之风气。因本地的旧报章已经数据化,如果寻获一些报道,加上一些历史书籍辅助,弹指之间就还原个人生平或家族历史,个个貌似是专家。然而如果引入档案史料解读,就会出现不同的面貌。
阮添筹是个传奇性人物,宋旺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有多处提及,说他在1904年受邀出任肃亲王的法律顾问。在拼凑不同档案和报道后发现,醇亲王过境新加坡时,他代表海峡华人宣读颂词,因精通中英,中文造诣甚高,备受醇亲王欣赏,或许因此受推荐,后被肃亲王礼聘。
仔细查阅资料,他是在1902年4月28日起程北上,同年12月底回新,而非1904年。当时肃亲王任工巡总局管理大臣,主导修建王府井大街,开设商场店铺,甚至推广白话文,这些改革或许曾借鉴阮添筹的经验。阮添筹祖父是反清义士阮锡禧,逝世时留下五万元遗产,但家道不久后中落,儿子阮启昌时已无产业可分,他临终指示后人前去义兴公司索回借助兴建总会的款项。当时会党被令关闭,颜永成代表义兴将产业捐赠陈笃生医院,这层渊源促成他赞助阮添筹到英国攻读法律。阮添筹是华商阁和好学会等组织重要成员,曾参与邱菽园发起的星洲上书记,其妻是庆德会陈坤水之孙女。
尽管一些坟墓几乎是无法解开墓主生平,借助记载可以还原历史。在泰山亭挖掘坟墓之前,陈育崧发现俗称清无主的“氵月”墓碑,他认为这是清朝无主,大明复半的意思,和反清复明会党有关连。陶成章《教会源流考》指出:“大清之皇帝,仇人之首也,故不当承认其为我中国之皇帝。以故洪门中兄弟,写清必作“氵月”,是谓清无主。”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收录大量晚清天地会文件,都可看到“氵月”字。近年来柔佛学者相继在新山绵裕亭、陈厝港、旁佳兰和廖内等地陆续发现更多的清无主墓碑。在新加坡,日前也在荒冢发现“氵月”墓碑,这是相隔愈半世纪后重新出土。这些墓碑反映会党的分布,有助学者进一步的研究。
不管研究墓碑还是历史,引入时代背景非常重要,在寻获太平天运、彪考、候明义士和多座“明墓”时,即使无法解开墓主身份,但还可了解时代原貌。墓碑不会说话,五年前寻获阮锡禧夫人墓碑,直到近期才晓得其身份,多元化原始资料有助解开疑团。武吉布朗研究成果累积越来越多,不同人研究的重叠也日益增加,各种说法越来越不一致。个人认为,宣传必须建立在研究基础之上,否则只会造成更多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