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6日星期六

庆维新与梨春园主人 刘金榜推动戏曲

庆维新与梨春园主人
刘金榜推动戏曲
刊登于《联合早报》副刊,2018年10月6日。

做为酬神活动的一部分,戏曲最初就在庙前或街边搭建戏台演出。基于对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对戏曲的热爱,这种趋势推动戏曲演出迈向剧院发展。在梳理本地19世纪剧院旧貌之际,无意间发现庆维新和梨春园主人是刘金榜。
从庆维新坍塌说起
珍珠山脚的土地是在1880年被划分出来,靠近山丘的就称为人民公园(People’s Park),在新加坡河支流的填海地带则有普长春(即庆维新)和升平园剧院。在1883年11月30日发生剧院坍塌事件,业主刘金榜上庭供证指出,剧院耗资9600元,在1882年6月落成,剧院出租给黄亚成(译,Ng Ah Seng)经营。
普长春位于哇央街24号,在坍塌后重建,刘金榜于1896年提呈一份修改建筑蓝图,过后业主不断更迭,1900年的业主则是Mansoor,产业在1905年进行拍卖。
普长春分三层,每层保留部分空间开辟6至8个厢房,内设桌椅,可以一边欣赏戏曲一边品茗。《海峡时报》1901年4月18日报道,康沃尔公爵(Duke of Cornwall)和约克公爵夫人(Duchess of York)到访新加坡时,在星期天傍晚到哇央街的剧院品茶。后来官方制定剧院条款,规定出口处必须宽敞无阻,座位必须固定在地面,各种条规导致中式剧院和西式剧院相似。1909年的一起诉讼官司中提到剧院和影院的估税,拥有8百多个座位的普长春支付5040元税金,梨春园和升平园只需3600元税金,可见普长春是当时最盛旺的剧院。
因普长春戏班班主得罪余东璇妻子,他一气之下买下普长春和升平园,将普长春剧院改名为庆维新,自己物色粤剧班来新加坡表演,而庆升平就转租出去。普长春其实是戏班名字,原来剧院名称还是一个迷。庆维新在1930年代停止演出,原址改成百货公司,旧建筑于1968年被拆除,并在原地建起珍珠大厦。
粤剧枢纽梨春园
牛车水被安祥山、珍珠山、达士顿山环抱,中间是新加坡河支流,这天然地理形势说明两岸都是沼泽地。尽管甘榜马六甲的奥马回教堂在1820年已经出现,马里安兴都庙也可以追溯到1827年,从牛车水到驳船码头之间却是人烟稀疏。在1850-1870年代大规模填土以后出现大片新土地,吸引不同籍贯的华人竞购。
梨春园位于史密斯街36号,旧门牌制度下称为MC 17,这家剧院可以追溯到1883年,在庆维新发生坍塌之后,工部(Municipal,即后来的市政厅)派人到各大剧院调查,英文报章曾提及史密斯街的华人剧院。这剧院就是梨春园前身,业主刘金榜曾在1896年提呈修建建筑蓝图。
剧院后来转售给林路,他是本地知名建筑商,在1897年提呈重建蓝图,由Swan & Maclaren 负责测绘,现梨春园就是他所兴建,1898年落成。剧院分三层,地面层是工整排列的座位,顶层两侧各有九间附有桌椅的厢房,并设有女性座位,共可容纳7百多人,由满堂春粤剧班演出。
早期的粤剧是以官话参杂粤语演唱,当时陈少白在香港编写改良式剧本,为了让观众更容易理解而改为粤语演唱,这些改良剧也在本地演出。1908年,永寿年在梨春园上演《徐锡麟枪毙恩铭》,开明书报社的邓毅也上台演说宣扬革命。后来振天声在1909年3月16日上演《梦后钟》、《黑狱红莲》和《熊飞将军战死留花塔》。同年12月31日,林航苇再次组织铎民社粤剧班,为振武善社筹款演出。当时梨春园已卖给广东七头家之一的罗奇生号经理罗琳,他邀请中港粤剧名伶靓元亨、陈非侬、马师曾、红线女等名加入永寿年,其他剧院也纷纷相仿,一时间名伶汇聚星洲,粤剧迈入的辉煌年代。
在余东璇买下庆维新之后,普长春戏班改在梨春园演出,继续邀请中国名伶在此登台,凭着精湛的演出,梨春园成为粤剧枢纽而扬名海外,新加坡也成为粤剧的第二故乡。
戏曲推动先锋刘金榜
刘金榜,祖籍福建南靖,生于1838年,20岁就南新加坡,先后创办万山号药铺和福南号银庄。经历数十年奋斗,成为本地举足轻重的富贾。他也是中华总商会发起人,1906年天福宫重修协理之一。最为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创办双林寺,罕为人知的是他对戏曲的推动。
据福州怡山西禅寺文献《西禅小记》记载,刘金榜和儿子都做了一个不寻常的梦,梦里有个金人从西方而来。1898年,适逢贤惠等人经历6年的锡兰朝圣之旅,在回国途中过境新加坡。刘金榜极力挽留,献地兴建佛寺让他主持,还捐献1万6千元。此后他多次捐助或创办各地寺院,包括槟城鹤山极乐寺、阿依淡天公坛、雪兰莪岳山观音阁、中国福州怡山长庆寺、漳州南山寺,以及本地的普陀寺。
本地在1859年已经出现剧院,最初只是简陋亚答木屋,不久就进入蓬勃发展期。在1880年前后,大坡的梨春园、庆维新、升平园、哲园和怡园,以及小坡的升春园陆续落成,当时剧院约有十座。刘金榜出资兴建剧院,对戏曲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1897-1890年间出售梨春园和庆维新,但对戏曲的热忱不减当年,晚年每逢生日,就在家中设宴款待亲戚好友,戏曲演出是必然的余兴节目。1909年,他以1千元购买首晚座位,观看吉隆坡振武戏班为广惠肇方便留医院筹款的粤剧演出。
刘金榜在1909年12月18日逝世,享年72岁,葬在俗称海南山的顺福路墓地,墓碑上的名字(谥号)为刘诚正。


2018年7月14日星期六

探索水廊头原址

探索水廊头原址

水廊头凤山寺历史悠久,因此对水廊头这个俗称的原址未曾存疑。而诸多中文记载都说中华女学堂(即后来的中华女学校/中华女中)设在水廊头,所以出现学校最初设在摩罕莫苏丹(Mohamad Sultan),后来迁到登路(Tank Road)的说法,然而在探索学校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并非如此。

从凤山寺说起
诗山镇凤山寺的广泽尊王被南安人视为保护神,每到一处总会筑建庙宇,因此香火随移民的脚步而遍布四海,1836年,南安人在青山亭西麓建造凤山寺。后来星洲书报社在丹戎巴葛建造新大楼,它就在凤山寺的山脚下,书报社旁边的中式牌坊就是凤山寺的山门。庙宇经常冠上主干道路的名称,1905年张永福在星洲书报社演说时,报章所刊登的社址就是丹戎巴葛凤山寺口。
受直落亚逸盆地填土工程影响,凤山寺在1907年被殖民地政府征用而搬迁到摩罕莫苏丹。凤山寺信托人傅孙潴(Poh Sun Tee)在1907年提呈由黄德茂(W T Moh)负责测绘的庙宇建筑蓝图,崭新的凤山寺在1913年正式落成。据1912年的一份通告,当时称为后芭窑凤山寺,这个名称在1950年代初期还一直被沿用。
水廊头一词据说和慕宝路(Merbau Road)的海峡制冰公司(Straits Ice Company)有关。这家制冰厂于1901年在此开始生产,然而水廊头凤山寺最早在1940年出现,不过当时的写法是“水笼头”。在1940-1950年代之间,后芭窑凤山寺和水廊头凤山寺同时交替使用,到1950年代中才逐渐定型为水廊头凤山寺。

水廊头另一源头
新加坡河是潮州人聚集之处,沿岸也有不少潮州富商,其中之一就是沈嘉然,他在1913年12月10日去世。他的中文讣告就显示丧居在水廊头嘉丰园,查阅《海峡时报》,其寓所是“Sans Saouci, 105 River Valley Road”。Sans Saouci即嘉丰园,位于在里峇峇利路,105号是旧式门牌编号,介于里峇峇利弄和金炎路之间。
南洋青年励志社,是个年轻人互相学习与切磋知识的会所,成立于1919年,因会员增加而场地狭小而搬迁。刊登在1920年8月24日《新国民日报》的搬迁通告显示,励志社搬迁到水廊头92-5号,同一则通告的英文地址是92-5 River Valley Road。这两个例子更具体说明里峇峇利路就是水廊头。

林庆年在1951年的一篇中华女学校的<校史>中说道:中华女校先租水廊头民房为校舍,后迁校到登路。查阅当时英报章,驻叻代理总领事戴欣然于1911年3月30日为中华女学堂主持开幕,学校位于登路1号。据中文报章的通告,丁律(登路)即水廊头门牌一号。这所学校是潘春阳的产业,他住在登路2号,后来因潘春阳逝世后家族收回遗产,学校大约在1924年搬到登路85/86号。据1893年的地图显示,它就位于里峇峇利路和登路的交界处,因面向里峇峇利路,也称为水廊头。

水廊头重新定位
水廊头最初是指里峇峇利路,后来摩罕莫苏丹同样也称为水廊头,这无疑就造成混淆。1970年,文化部首次出版中文版《新加坡街道指南》,一些街名俗称也收录在街道索引栏之中,这些俗称就重新定位。介于禧街和登路之间的里峇峇利路称为水廊内,介于即基里尼路和登路之间的里峇峇利路改为皇家山脚,摩罕莫苏丹定为水廊头。虽然这避免许多混淆,但对后来的历史研究却造成更大的困扰。

中华女学堂在1912年的招生通告。

中华女学堂原址现已成为印度遮地(Chettiar)人展馆。

2018年5月24日星期四

双口鼎


在新加坡开埠初期,甘密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农作物,许多地区都曾经种植柑密,红山就有一个称为双口鼎的甘密园。甘密有许多用途,用鼎煮过的制成品,就是天然的皮革柔软剂,当时受到西方的欢迎。这个甘密园的规模需要两口鼎來煮,也因为这两口鼎,这一带就叫着双口鼎。后来甘密成为乡村,这两口鼎也消失了,但这个地名却一直延续这个俗称,这个村落就叫着双口鼎。双口鼎在什么地方?它就在红山地铁站附近的麟记路两旁地带,它的主人就是甘密大王佘有进。

2018年5月11日星期五

林亚相与毕麒麟遇袭案


林亚相是柔佛港主和义兴领袖,在柔佛各地拥有赌馆、鸦片、伐木等的经营特权。在1900年,丹戎巴葛码头扩建计划最终定案,他前来新加坡开设木材坊,并买下明珍庐(即后来的晚晴园)为寓所。鲜为人知的是,他在柔佛发迹之前曾在此经营赌馆,并且涉及毕麒麟遇袭案。

追捕嫌犯
1887年7月18日,早上11点15分,新加坡发生一起震撼全岛的案件。当时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 A Pickering)在署中盘问一些刚抵达新加坡的妇女,蔡亚惜(Chua Ah Siok)走向前桌前,扔掷斧头击中毕麒麟头部,他当场被捕。
发生袭击殖民地命官,官府十分震惊,要求民众提供情报。8月3日,蔡亚惜首次被提控,当时他绝食多日,身体非常虚弱。这时林亚相(Lim Ah Siang)也因经营赌馆被定罪,他的律师提出上诉,然而大法官在8月23日裁决时指出,林亚相曾向毕麒麟坦诚经营多家赌馆,因此上诉被驳回。
8月20日,在事发一个月后,总督华尔德(F A Weld)签发“星期五宪示”,禁止普渡和设立调查委员会。以往华人在普渡期间都在大街祭拜孤魂,焚烧衣箱和演唱戏曲,因无人出面检举,官府决定惩罚华人,颁布禁止在街上进行普渡活动的命令。总督也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是否有其他人或会党唆使或煽动,成员包括总检察长(J. W. Bonser)、立法会议员(J. P. Joaquim)和殖民地第二助理秘书(E. C. J. W. Birch)等人。
总督继而发布悬赏,任何人提供情报导致唆使蔡亚惜行凶幕后主使人落网,将有一千元赏金,如果要回中国,当局也将提供船票。9月2日,警察逮捕义福公司领袖李亚会(Lee Ah Hoey)、许亚保(Koh Ah Pow)、李鸿江(Lee Hong Kang)和蔡亚礼(Chua Ah Li)等人。当时林亚相身在柔佛,他回返新加坡后,知道自己在通缉名单之中而自行投案,众人在5日被控唆使蔡亚惜行刺毕麒麟。然而在24日的初审,控方受到辩方律师强力的挑战,要求无罪释放或保释在外。

驱逐结案
在这时候,荷属印尼的领事官向殖民地政府提呈报告,在几个月之前,吉里文岛雷珍南遇袭,涉嫌者包括许亚保、李亚会、李鸿江、陈大狗(Tan Tua Kow)和林亚相等人。9月26日,华民护卫署要陈大狗前来报到,盘问后将他拘留。10月12日,总督华尔德引用1872年的保护境内平宁条款,将诸人驱逐出英国境外,不准到三州各地。其他多人都涉及毕麒麟案,他们继续被扣押等候审讯。
10月17日,调查委员会提呈报告,政府加强监控赌博是毕麒麟遇袭的导因,他们认为蔡亚惜并非独自行动,这是由义福公司所策划,以报复毕麒麟的赌馆政策。然而控方担心无法提出有力证据将众人定罪,因此总检察长和毕麒麟向总督建议终止起诉,改而驱逐他们离境,唆使行刺毕麒麟案终于在11月23日结案。
行刺毕麒麟案也在22日审讯,蔡亚惜面对企图谋杀和严重伤人,他俯首认罪,供称只想吓唬毕麒麟,所以将斧头的柄砍掉,以斧头背部掷向毕麒麟。主治医生Mugliston在法庭供证时说毕麒麟头颅没有骨折,蔡亚惜被判七年监禁。
1889年11月,蔡亚惜再次被控在监狱企图谋杀和严重伤害监狱长。他对袭击毕麒麟被判入狱七年一直耿耿于怀,在庭上不断重复事件原委。因流连赌馆,他输掉向头家借贷的十块,无法在限期内偿还。头家告诉他:“欠钱不还就得坐牢,如果愿意行刺毕麒麟,事成之后有五百元赏金,若是被捕,会有千五元寄回中国做安家费。”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他最后接受头家的提议。法官阻止他继续说下去,指他面对的控状是伤害监狱长,最后被判无期徒刑。他听后甚为激动问道:“谁给我安家费?” 几年后他在狱中因病而命丧星洲。

毕麒麟引退
毕麒麟遇袭之后迅速复原,一个月后已经回返办公室,然而医生建议让他换个地方休养,官方在8月30日公布允他放假两个月,还拨五百元让他去锡兰渡假,他后来复职续任华民护卫司长。
在总督华尔德届满回国之后,史密斯(C C Smith)在1887年10月接任总督之职。他曾任香港总督,以中国通自居,上任之后未与毕麒麟商量就实施镇压秘密会党,这引起毕麒麟的不满。他以头部无法承受压力为由不断请病假,然而1月16日,他在“抱病期间”却通过辅政司(Knutsford, Secretary of State)提呈长篇汇报给英国殖民部办公室,批评总督的镇压会党政策,但这无法改变总督的决定。他在1889年2月编入未来12个月的退休名单,宪示于1890年6月正式宣布毕麒麟退休。
毕麒麟回返英国之后,在1896年发表一篇《海峡殖民地之早期历史》(Early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1898年发表台湾回忆录Pioneering in Formosa,后来翻译为《历险福尔摩沙》。1907年1月17日,即遇袭之后的20年,他在圣雷莫(San Remo)患流感而逝世,享年66岁。他在遇袭后长期装病,导致后人误以为他因头部受伤而逝世。

 柔佛港主
林亚相,又名林宠相或林保臣,祖籍朝阳,在所有嫌犯中是唯一曾经经营赌馆而被定罪者,他的赌馆或许和潮州木匠蔡亚惜有关。在被判非法经营赌馆之后,林亚相和潮州秘密会党义福公司领袖被控唆使蔡亚惜行凶而被拘留,接下来又涉及行刺吉里文岛雷珍南案,最后总检察长决定不再起诉,改而驱逐出境。但庭卒在结案时失误,释放等候遞解出境的嫌犯,这迫使官府再度发出通缉令。林亚相在毕麒麟案之前曾踏足柔佛,事后在柔佛迅速崛起,在1891年,他已是苏丹身边的权贵,并逐步成为雄霸一方的港主和义兴领袖。他后来有意开拓新加坡木材市场,但因有前科,因此佘连城以一万元担保才允许在新加坡居留。

2018年4月2日星期一

发现百年古屋 布朗先生故居

发现百年古屋,布朗先生故居
因征用坟山开辟道路之故,武吉布朗竟然远近驰名,连海外后裔也回来寻根,但是布朗先生其人其事,外间研究其实不多。昨天咖啡山雷雨交加,在看墓人帐篷避雨之后,在细雨纷飞之下寻找布朗先生故居,经过对比一连串的地图,终于确定布朗先生故居位置。而且不是一间,是两间,这是第二间百年古屋。

2018年2月1日星期四

被遗忘的“河山竝永”金鼎

“河山竝永”金鼎照片,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金鼎不知去踪。
八位捐赠者当中,陈延谦和冯清缘葬武吉布朗,陈贵贱葬咖啡山。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对上海发动大规模攻势,随着淞沪战役失利,首都南京面对巨大的威胁。为了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林森捐金鼎和戒指
1938年7月7日,重庆发起纪念七七的自由献金,历时三天,献金总额仅7万余元。重庆人口40万,是国府所在之处,更是富商财主密集之地,有小上海之称,如此低额的献金,被媒体批评为耻辱。因此《时事新报》提倡发动献金周运动,希望在8月13日,筹得更多献金。时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积极支持此举,捐出金鼎和戒指。

林森,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原名林天波,祖籍福建闽侯,早年参加同盟会,革命成功之后,被举为开国参议院议长。1931年,林森接替下野的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1943年车祸身亡,他生前孑然一身,死后并没有留下遗产。林森在1902年考进海关局,1909年调到九江关任职,在林森1937年七秩寿庆之时,华洋海关职员集资打造金鼎向主席贺寿。

金鼎高八寸,口径一寸五分,重十七两四钱四分。横刻“河山竝永”四大字,上款为“国民政府主席林公杖国之庆,谨申嵩祝,以介眉寿。”下款“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率全体华洋人员敬祝”字样。金鼎盖沿雕凤,盖顶盘龙,鼎身左右,各附小环,铸造极为精巧,放在玻璃罩内,并附上紫檀木盒外套。除了金鼎之外,林森还献出四枚戒指,其中一枚是由前班禅大师所赠,其他三枚则是自己年轻时买的。当时每两足金180元,这些金器市价值3400多元。

陈嘉庚筹集7万7000元
国家元首所献的金器,其意义与历史价值,远超于物质的价值,如果照一般金器,交给国库镕成金块,殊为可惜。因此有人建议,出价1万元以上者,价高者者,不但金鼎可以永久保留,所筹集资金更高,捐献者的名字也将长载史册,永垂不朽。

陈嘉庚闻讯,发电向《时事新报》查询价格,总经理崔唯吾回复说,外人打算出价5万元,但他认为元首的金鼎,理应由国人买下。陈嘉庚认为能够筹集7万7千元,打算买下金鼎回赠主席,作为七七献金纪念。本地殷商李俊承、陈延谦率先各捐1万,林文田、林金殿、李光前、谢榮西陆续各捐1万,陈贵贱捐7千,最后1万由冯清缘垫上。以当时的市价计算,这相当于16公斤的黄金。金鼎后来转献国府,做为国家主席交替之信物。

《时事新报》总经理寄赠八位捐献者金鼎照片一张,崔唯吾在照片上题字,叙述事件的始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了答谢捐献资者,在自己的照片上亲笔题上七七献金纪念,赠与八位仁翁和陈嘉庚,并致电嘉奖。

《时事新报》所发起的重庆七七献金周共筹得2万余元,新加坡八位仁翁却献金7万7千元力保金鼎,显现本地华人在抗战期间对中国不遗余力的援助,唯这段事迹却被后人淡忘。

2017年11月3日星期五

守卫武吉布朗之揭开封尘旧事(一)


守卫武吉布朗之揭开封尘旧事(一)

守卫武吉布朗之封城分成四部分


1守卫坟山


2革命维新


3封尘旧事


4风土旧貌


以下为守卫坟山之简介


守卫坟山
“在武吉布朗,即使一个不起眼的墓碑,背后也可能隐藏一个大时代的动人故事,它所蕴藏的不是骨骸与碑石,而是五彩斑斓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更是中国和东南亚人民共同的记忆。”
——又名“重新探讨武吉布朗的价值”,于2012年7月10日在Blogger部落格发表
“武吉布朗位于麦里芝蓄水池以南,连同毗邻的坟山形成华人大坟山。2011年,政府决定开辟穿越坟场的新道路,这引发民间组织展开抢救频临消失的历史,在无意之间拼凑出武吉布朗惊艳的一面。”
——刊登于2014年12月第21期《华裔馆》月刊
“近期各地掀起一股探墓热潮,柔佛学者相继在新山绵裕亭、陈厝港、旁佳兰和廖内等地陆续发现“氵月” 墓碑。不久前笔者在乌敏岛也发现三座,这里就重新梳理新加坡的“氵月”墓。”
——刊登于2017年10月14日《联合早报》
    从新加坡“明墓”看义兴公司
“义兴公司是本地秘密会社,曾策划和参与多场在中国的起义,具有浓烈的反清复明意识,他们生为大明朝的人,死为大明朝的鬼。虽然有些刻意隐藏身份,但有些则不介意公开,他们在墓碑也冠上‘明’字,形成一股独具特色的会党文化。”
    快乐山庄主人布朗先生
“在槟城的基督教坟场内,有座以‘新加坡长久居民’自居墓碑,那就是布朗先生。他在年轻时和妻子来到新加坡,联手开辟快乐山庄,并在此度过大半生的。”
“余秋雨描写新加坡日本人墓地的散文名篇《这里真安静》,让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知晓了这个原本连很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的地方。然而余秋雨在文中把墓碑上的“信女”当成了妓女,这是民族习俗迥异所造成的误解。”
——刊登于2014年4月4日《联合早报》
    武吉布朗之吾国吾民
“对国家的爱,始于对国家的了解,武吉布朗有许多国人的集体记忆,具有凝结民心的功能。不少墓主都是经历艰辛打拼的早期南来华人,他们足迹踏遍东南亚,曾参与地方性发展,是贯连东亚和东南亚诸国人民情谊之处。武吉布朗是众人故事的汇集处,了解新加坡的一部史书。”
    记住武吉布朗之最后一战
“武吉布朗是全球少数仅存的二战战场,也是马来亚战役最后的一场激战,守卫军未曾被击败,但却在战地被令投降。每个国民都应该记住武吉布朗之最后一战,并将这场战役之教训传承给后人。”
——刊登于2014年3月17日《联合早报》
“提起周玉龙中医师,或许有些人不晓得,但许多人知道武吉布朗彩色锡克卫兵的坟墓,这对巡城守府的锡克卫兵可以说是武吉布朗的地标。其实锡克卫兵在上世纪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向南洋、香港、金门、中国威海等地传播。”
    反共先锋王振玉
“十月革命,俄罗斯民兵夺取政权,震惊了世界列强,他们军援白俄罗斯企图夺取政权,但红军最终胜出并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了提防共产主义在殖民地散播,一位来自上海,原籍东北不韵英语的华人,在特务机构一路平步青云,成为战前最高级别的华人警察。”
“近几年来,各地掀起一股坟墓热潮,开启了在坟场探索历史名人之风气。因本地的旧报章已经数据化,如果寻获一些报道,加上一些历史书籍辅助,就可轻易还原个人生平或家族历史,个个俨然都是专家。然而如果引入档案史料解读,就会出现不同的面貌。”
——刊登于2017年9月22日《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