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山庄主人布朗

布朗故居             20-6-2019早报副刊

乔治•亨利•布朗(George Henry Brown)生于印度加尔各答，1847年，他从槟城来到新加坡，在汤申路买下一片土地取名快乐山庄（Mount Pleasant），在此开垦园丘，这也开启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建造新家园

当时新加坡正面对严峻的虎患，经常在园丘听见虎啸，或看到老虎的足迹，甚至老虎伤人。单在1850年，布朗的园丘就发生两起被老虎袭击的案件，5月间，拴在屋前的羊只被老虎叼走；同年12月，一名马来工人背负一袋米上山的时候，老虎突然冒出夺取他的米袋，所幸工人安全逃脱。 汤申路周围都是浓密森林，经常有山猪、鼠鹿、蛇等野生动物出没，有时还会碰上毒蝎或大蜈蚣。对布朗来说，这已习以为常，他在清理荒地森林后种植豆蔻，与他为邻的潮州富商佘有进，他也在振春园种植豆蔻。大约在1855年，豆蔻遭虫害而告失败，他改种木薯。

布朗先生是古塔胶专家，在种植橡胶取得胶液之前，胶制品的原料来自古塔胶（Gutta Percha），用来制作电报线胶套、家具、拐杖、首饰等。木薯和橡胶树同属大戟亚科，也有类似的胶液，在橡胶的大时代来临之前，布朗先生大量种植木薯，或许是在提炼胶液成胶制品原料。

1881年，一年一度赛花会首次从植物园迁移到大会堂(Town Hall)前的海滨(Esplanade)举行，这展览其实也包含农艺，许多种植者纷纷将自己得意农产品参展。布朗的木薯、可可、咖啡样本和豆蔻也在赛花会中展出，他的可可获的特别表扬。 布朗晚年小规模尝试种植阿拉伯(Arabian)咖啡，但在这个领域之中，最富盛名的是谷克先生(Edwin Koek)，他种植的拉丁美洲咖啡在比赛中获得表扬。谷克先生对咖啡颇有研究，1879年6月，他的一篇以利比亚(Liberian)咖啡为题的文章被莱佛士博物院（现新加坡国家博物院）收录，同期也收录布朗的文章——<昆虫>，以及胡亚基的<乌鳢、雉与马来亚貘>(Argus, Pheasant and a Malayan Tapir)。

多才多艺侨领

除了种植之外，布朗也开设车行。马车是当时岛上的交通工具，所谓的车行，就是贩卖由马匹拉动的车厢。布朗的车行最初设在桥北路，据1852年3月22日刊登的广告，这些车厢主要在加尔各答生产，也有来自马德拉斯、爪哇等地。 布朗不单从事马车的销售，而且还亲自制造漂亮的四轮车厢，快乐山庄附有车厢的制造设备。

布朗的妻子海伦（Helen Gertrude）也来到新加坡，她在1849年10月去了加尔各答，他们之间似乎出现一些问题，布朗先生在《海峡时报》刊登广告，声言除非经他的同意，否则不会对妻子的债务、合约、或协议负责。他的车行历史悠久，并以高超的手艺闻名。车行后来搬迁到36号亚米连街（Armenian Street），在他逝世后由赫彻斯达(Hochstadt)公司承顶，当时还遗存部分布朗亲手制作的车厢待售。

在1854年7月1日，布朗投身船运业，成为商贾和代理，他也是最早的船主之一。在1854-62年间，为多艘川行墨尔本、加尔各答、日本、中国上海和厦门船只的发货人。1854年8月，清朝平定小刀会起义不久，运载鸦片的达斯勒号（Dazzler）就开往厦门和上海，布朗就是这艘船只的发货人。 为了更好的经营公司，继室妻舅阿瑟•奈特（Arthur Knight）从英国到新加坡协助布朗，他在1860年抵新，在布朗的公司当助理。

布朗是多才多艺的欧裔侨领，在音乐方面很深的造诣，他在圣安德烈教堂担任风琴手，擅长演奏钢琴和拉小提琴，家中经常有朋友聚在一起演奏音乐。1854年，布朗在剧院(Theatre Royal)有场表演，以钢琴伴奏“我在梦中徘徊”(译，I’ve Wandered in Dream)。 在1871年维多利亚女王诞辰的时候，渥德总督 (Harry St George Ord)邀请本地商贾出席女王诞辰的庆祝会，他也受邀到总督府。

布朗家族

1881年9月，布朗在操作木薯机器时袖子被卷入，结果左前臂夹伤而切除。 他为了疗伤决定到槟城去，但不幸在1882年10月5日与世长辞，享年63岁，他葬在槟城的基督教坟场内，墓碑以“新加坡长久居民”自居。

布朗逝世后不久，占地140英亩，附设有三栋大房子、马车生产间和木薯厂的快乐山庄就拍卖出售。这产业被阿拉伯裔商人亚塞高夫（Syed Mohamed Alsagoff）家族在1883年买下。目前的快乐山黑白别墅是在1920年代后期完成，1925年的旧地图显示该处只标记两幢洋房，而1860年地图显示布朗故居，对比1954年的地图，即现快乐山路151号，令人讶异的是，该建筑的轮廓并没有改变。

布朗遗孀艾伦将快乐山庄出售之后，她和三名女儿，弟弟奈特先后搬到基里尼路，和里峇峇利路114号的“绿草谷”（Grassdale），她留下一本1859年写的日记。日记最常提到安娜•雷诺文斯（Anna Leonowens），陈金钟在1862年推荐她担任泰国王室小王子的英文老师，这段故事被拍成家喻户晓的电影《国王与我》。

布朗妻舅奈特生于1833年的圣诞节，抵达新加坡后协助布朗经营船运，在1866-69年间出现的布朗与奈特公司，相信就是布朗和奈特合伙经营的船运商行。他在1869年成为公务员，受委立法院速记员和审计部总书记，并在1888年升任副审计总长。他在1897年退休，但继为任工部审查账簿直到1909年。奈特有项特殊的兴趣或研究，就是记录1864-86年的降雨量，他也是海峡哲学会发起人，陈笃生医院秘书，新加坡共济会（Freemasonry）和皇家亚洲学会成员。他在1916年逝世，享年83岁，长眠于达达里基督教坟场，布朗家族诸多成员也埋葬在一起。

末语

埋骨何须故里，盖棺便是吾庐，在一个特殊的大时代，一群英国人选择在海峡殖民地安身立命，视异乡为故乡，并长眠于此。在一个多元的移民社会里，他们的事迹和其他族群交织在一起，为这片土地留下一段段的封尘轶事。

长眠于槟城的新加坡长久居民布朗先生之墓，照片陈耀威提供。

布朗于1852年在桥北路创办车行，图为马车出售的广告。

1925年的地图显示布朗故居快乐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