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冯蕉衣碑文出自郁达夫手笔？

 曾翻阅各种有关冯蕉衣史料的文史爱好者林志强认为，墓碑上的题字应该是出自郁达夫之手，冯蕉衣哥哥的后人也以为墓碑是郁达夫所写的。但是，有些人在比对郁达夫和墓碑上的字迹后，又觉得两种字体相去甚远，碑文应该不是郁达夫所题。

谢燕燕

chiayy@sph.com.sg

金马奖最佳导演许鞍华执导的影片《黄金时代》，把世人的目光重新聚焦在中国东北女作家萧红身上。在那个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本地也曾出现一位际遇与萧红有些相似的年轻诗人冯蕉衣。

冯蕉衣这位潮州诗人才华横溢，曾用过拉因、砂金等笔名，在上海出版过《衡窝集》；24岁南来后继续耕耘，在新马诗坛占有一席之位。但他一生历尽沧桑、穷困潦倒，最后英年早逝。

他在1940年的双十节，因病突然谢世时才27岁，当时为他举殡入殓的是赫赫有名的文人郁达夫。冯蕉衣位于武吉布朗密林中的墓，2012年中被寻墓人吴安全发现后，却引来一个有趣的问题；墓碑上的题字，究竟是不是出自郁达夫之笔？

曾翻阅各种有关冯蕉衣史料的文史爱好者林志强认为，墓碑上的题字应该是出自郁达夫之手，冯蕉衣哥哥的后人也以为墓碑是郁达夫所写的。但是吴安全曾问过好些人，大家在比对郁达夫和墓碑上的字迹后，又觉得两种字体相去甚远，碑文应该不是郁达夫所题。

曾经赋诗悼念冯蕉衣的本地文坛宿将刘思，1986年接受《联合早报》记者吴启基访问时却让上述疑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刘思在《颓废是伪装的——诗人刘思忆郁达夫在新加坡》一文中说，郁达夫与“吼社”同人如冯蕉衣关系密切，冯死时，由“吼社”一群朋友组成的治丧委员会要求郁达夫为早逝的诗人题写墓碑，他当时满口答应。但是郁达夫接下这项工作后却迟迟未见交件。

刘思记得自己当时在牛车水南天酒楼对面一家商行工作，有一天郁达夫和报馆同事到珍珠巴刹用餐，看到他在商行内便冲了进去，连招呼也不打就说：“我最近太忙了，蕉衣的字还没写。”刘思当时笑着回答：“希望你能尽快写好，到时我到你处去拿。”

根据吴启基的那篇报道，刘思当时肯定冯蕉衣墓碑上的字出自郁达夫之手，但他却把墓的地点记成是碧山亭。林志强是基于刘思的上述谈话，认定冯蕉衣墓碑上的字出自郁达夫之手。他还揣测郁达夫不是书法家，字体有时会不稳定。

新加坡文艺协会永久名誉会长骆明记得六七年前，郁达夫的孙子郁峻峰曾带着富阳和杭州电视台的摄制队到新加坡，并通过他的安排找了刘思和方修等人来谈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事迹。骆明记得刘思当时曾提及郁达夫答应为冯蕉衣墓碑题字一事，还提到他曾亲自到《星洲日报》找郁达夫，要跟他拿已答应写的字，但最终是否拿到就不得而知了。骆明说，郁达夫的后人正在筹划出版《郁达夫在新加坡文集》，并准备在中国和新加坡同时举行发布会。

虽然文献记录说墓碑是由郁达夫所题，但是本报咨询过好些人，包括本地一些著名书法家，大家在比对郁达夫所题的《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和墓碑上的字体时，都认为两者相去甚远，不大可能出自同一人手笔。除了笔触不同，郁达夫的字率真不拘，碑上的书体拘谨守法。

从冯蕉衣1940年底逝世到郁达夫于1942年2月4日与胡愈之、王任叔因日军攻陷新加坡而匆匆逃离新加坡，间中只有一年多时间，郁达夫会否因工作太忙，加上时局不稳，没来得及履行承诺便逃难而去？这是个耐人寻味的悬案。

记者最近随吴安全和林志强穿越武吉布朗密林，寻访冯蕉衣的墓时，只见墓碑上写着生卒年，除此之外便是一行“诗人冯蕉衣之墓”。

吴安全说，他是在2012年某一天，在密林中躲雨时被墓碑上的题字所吸引。在武吉布朗墓群中，以诗人自居的坟墓非常少见。据他所知，除了冯蕉衣，便是曾经担任中华总商会秘书的康研秋。葬在那里的诗人则有邱菽园和陈延谦。

巧的是，在那之后不久，冯蕉衣的侄孙女突然电邮吴安全，想知道叔公的墓是否受造路工程影响。吴安全与她联络时，她表示冯蕉衣的墓一直由她父亲冯笃骏照料，但父亲已在两年前去世。

本报通过这位侄孙女找到冯蕉衣侄女冯剑萍（73岁）。冯剑萍的父亲冯海泉是冯蕉衣的同父异母哥哥。冯蕉衣去世后不久才出世的冯剑萍，对叔叔的事迹非常感兴趣。她曾听长辈说过叔叔在病重时，他的女友郭坤成曾扶着他找她父亲，但是他们家当时生活十分清苦，父母和两名哥哥挤在租来的小房间里，根本就没有能力照顾叔叔，最后是由叔叔的朋友合力出钱，为他租个床铺栖身养病。

京剧大师外一章 梅兰芳过路星洲

2014年11月16日

文·图⊙林志强

国人也许不知道，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曾于1935年踏足新加坡。虽只是过境星洲作短暂停留，梅兰芳登岛游览了多处地点，对行程安排“深感满意”。也正是在梅兰芳过境星洲期间，新加坡华社首次向他发出来新演出的邀请……

过境逗留四小时
梅兰芳博士1935年应苏俄政府特聘带团赴苏俄表演京剧，随后他和戏剧专家余上沅博士游历波兰、法国、德国、英国、瑞士及意大利等国，拜访各国戏剧专家和参观剧院以作借鉴。考察完毕之后，梅兰芳搭邮轮康脱罗索号回国，于7月28日下午1点40分过境新加坡，同天下午6时搭同一邮轮回国。

本地华文报《总汇新报》记者沈良牧获悉梅兰芳过境新加坡的消息后，他到丹戎巴葛码头登轮采访，对该天的行程做了详尽报道，文章于1935年7月29日在《总汇新报》刊登。
梅兰芳抵境的消息，外界似乎早有所闻。28日下午1点15分的丹戎巴葛四号和五号仓库前挤满人群，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十几名身穿白衣校服的妙龄少女，都是梅兰芳的仰慕者，特地到此瞻仰其风采。邮轮预订2点抵达，但不久后人群中有人发出欢喊声，原来轮船在对岸岛屿的背后徐徐驶来。

轮船靠岸后，各报记者陆续登上轮船。他们在甲板上遇见梅兰芳，并在会客室进行访谈。
此时招待梅兰芳的队伍也已来到，他们包括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刁作谦、中华总商会林庆年、李光前等三四十人，登上邮轮邀请梅兰芳登陆参观。

梅兰芳欣然应诺，与欢迎者分别坐上十几辆汽车。车队由丹戎巴葛沿着罗敏申路前行，经过浮尔顿邮政总局、安德逊桥和维多利亚大钟楼，然后直上位于东陵的植物园。

梅兰芳1935年在苏俄演出受欢迎
◎剧目《打渔杀家》《红霓关》《刺虎》《汾河湾》等

梅兰芳1935年赴俄期间，共作16场演出，八场在莫斯科，另外八场在列宁格勒。此行目的是宣扬中国文化，因此剧目事先有专家编排，确保苏俄民众能够了解剧情。

以剧目而论，《打渔杀家》《红霓关》《刺虎》《汾河湾》等剧目，略带平民吐气的剧情得到观众认同，因此颇受人们欢迎。

苏俄政府颇为重视戏剧艺术。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来说，容纳数千人的剧院共有40余所，而且都由政府经营。除了一两处外，门票非常低廉，这使一般平民百姓也有机会观赏戏剧艺术。

梅兰芳在苏俄献艺之余，也到欧洲列国考察，有意在隔年冬季到欧洲巡回表演。
至于南洋，他表示愿意到此表演，但细节必须仔细考量。

登岛游览了多处地点

沈良牧与梅兰芳同乘一车，一路上为梅兰芳讲解南洋以及新加坡华人的情况。

听闻新加坡50多万人口当中有30多万是华人，梅兰芳感到十分讶异，他从不知道南洋有这么多的华人。

·         东陵植物园

   车队陆续到达植物园，众人下车后，先拍张集体照留念，之后到园内参观。梅兰芳对一些奇花异卉作出一些提问，总领事刁作谦，林庆年和李光前都详细说明，梅兰芳对此行深感满意。

·        

义顺南益号古井树胶厂

   游植物园之后，众人原本想开车环游新加坡，但谈起树胶之后，梅兰芳颇感好奇，有意进一步了解，因此车队开向南益树胶厂。

   南益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树胶厂，东主李光前为梅兰芳解说胶液制成胶片过程，还带他到树胶园，亲身体会如何以胶刀收割胶液。

   南益前身是林义顺的通益号，当时国民党政要遭袁世凯追捕而流亡新加坡，林义顺将通益转租给国民党，让党员谋取生计，因此这里留下四口以革命名人命名的古井，分别为中山井、精卫井、克武井、烈武井，梅兰芳也到此凭吊一番。

   鉴于梅兰芳对树胶的制成品更有兴趣，大队于是来到前往南益树胶制品厂，进一步了解胶鞋等制成品的生产过程。

·         加东海景旅店

   由于时间尚早，林庆年提议去加东海景旅馆，让梅兰芳略进茶点，海景是本地唯一濒海的高档旅店，主人特备精美点心款待。

·         首都戏院大华戏院

   因梅兰芳曾问及本地剧场的情况，沈良牧提议实地考察，众人又开车到首都戏院，继而上海 戏院（即后来的大华戏院，旧称天演舞台）。

   首都戏院可以容纳1700多位观众，其后台也颇为满意，上海戏院则略微逊色。

   基于时间所限，去中国戏院（即后来的光华戏院）的打算不得不取消，梅兰芳在新加坡的行程就此结束，匆匆回到丹戎巴葛码头，登上同一邮轮回国。

陈嘉庚盛邀梅兰芳
来新筹赈表演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由于上海局势不稳定，梅兰芳萌起移居香港的念头。趁银行家好友冯耿光因公去香港之便，梅兰芳托之代为安排赴港演出的计划。1938年春，梅兰芳率领140人的剧团到香港表演。

梅兰芳在1935年过境新加坡时，新加坡华社曾邀之来新表演，但过后一直未有下文。因此，当获知梅兰芳去香港表演之后，星华筹赈会领头人陈嘉庚托华侨银行之香港经理康镜波，代为洽商邀请梅兰芳来新筹赈表演之事。

5月19日，康镜波复电陈嘉庚，梅兰芳代表姚玉芙担心原班人马人数过多，南来花费过巨，而且有水土不服之忧，因此建议重新征选演员，商谈来新表演条件之后才南来。

不过在康镜波看来，这些都是托词。此时康镜波已听闻香港商家有意聘请梅兰芳赴新表演；由于事关重大，他急忙向陈嘉庚汇报，希望能加以劝说。

5月25日，陈嘉庚致函中国银行主席宋子文和广西经理张兆棠，要求协助康镜波斡旋，商请梅兰芳来新为筹赈表演，并且表明津贴多少无妨。

在宋子文和张兆棠的协助下，梅兰芳亲自接见康镜波，表示赞成陈嘉庚之邀请，并将拒绝商业性质的表演。不过他也表示，当前的班底必须遣散，建议过后独自南来会晤陈嘉庚，再重组班底演出。

康镜波于28日发电向陈嘉庚报告喜讯。隔天陈嘉庚指示康镜波垫付一千元作为梅兰芳的旅费。5月30日，本地报纸报道，星华赈灾会已成功聘得梅兰芳南渡——梅兰芳将先南行周详接洽，然后率领剧团南来效力筹赈。

6月24日，康镜波致函陈嘉庚，尽管愿意南渡，梅兰芳必须等候平（北京）、沪（上海）两地班底的消息才敢动身，此后就再无关于梅兰芳的报道。梅兰芳自解散剧团之后一直住在香港，因中国的局势日益恶化，直到香港沦陷为止都未能南渡。

1942年春，梅兰芳回返上海。在日本统治期间，他因不愿为日本人演出而蓄胡，暂别舞台。

 陈嘉庚梅兰芳1949年北京首晤
1949年9月24日，中国人民政协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发言者包括华侨民主人士代表陈嘉庚。作为特别邀请代表，梅兰芳也出席了该次会议。

陈嘉庚在大会上说：“海外华侨对于祖国前途抱有很大的期待。新政府对海外华侨的生命财产和权利，予以充分和有力的保护，是可以断言的。” 梅兰芳说：“地方戏是人民自己的戏剧，都是从农村来的。戏剧工作者需要下乡去展开工作，为广大人民服务。”

梅兰芳曾经打算南来，和陈嘉庚商谈筹赈表演事项，因局势没有成行。十几年后，两人终于见面，但时过境迁，来新表演已非会晤之课题。

梅兰芳的传记没有提起过境新加坡，也没有说到允诺筹赈表演，或许这仅是不值得一提的外一章，随着两人相继逝世，这些事迹也随风而逝了。

70多年以后，翻阅70多年前的旧报，无意间启开这段尘封旧事。


by Walter Lim
撰写林志强

革命与维新之新加坡篇章

早期新加坡

新加坡是反清大本营，洪门五只支系之中，天地会、洪顺堂和小刀会在1830年之前已经立足星洲，并且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清势力，在太平天国期间曾经反扑，期望建立大明国。清朝政府后来采取怀柔政策，以虚官之职来笼络海外华人，左秉隆在任期间更改善华人与清朝政府的关系，华人纷纷归顺。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签署马关条约，海外华人对清朝的腐败感到悲愤，他们沉思如何挽救国家与民族，以一股由土生华人所领导的维新与革命运动在新加坡浮现。另一方面，殖民地政府对华人政策也出现转变，华社分成亲英与亲华两个阵营，一些反清份子如蔡茂春也归化为英籍。

维新运动

好学会分成中英两个语系以演说宣扬维新，它的功能就像革命期间的书报社，但因为没有固定场所，因此没有设立阅读室，邱菽园正是维新先锋，曾率领六百商绅向囚禁于瀛台的光绪帝请安，并资助勤王起义。陈云秋是继邱菽园之后的维新领袖，除了发起中华总商会、创办总汇报之外，更投身立宪运动，他电奏上京要求三年内设立国会，但因此被慈禧太后革职。梅泉宝自认跨党派，但思想明显倾向反对革命，在他主政《总汇新报》期间，曾与中兴报发生笔战，并抛出革命会导致中国被瓜分之论。

革命运动

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也标志着本地革命势力与世界接轨，潜伏多时的许雪秋受委为东军都督，部署黄冈起义。黄冈之役因弹粮补给不继而宣告失败，但起义军人成功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升起，这是最激烈的一场起义，由黄兴督战，战亡的72烈士当中，有28人来自南洋，其中8人来自新加坡，6人来自马来亚。黄花岗起义原本有10军队，起义时剩下四路，但真正发动攻击的仅有黄兴所带来的这只，当时还有军队滞留香港，林镜秋即是其中之一。在革命期间，报章以及新式学校纷纷成立，革命派更重视街头演说，还有长期的笔战更让平民大众有机会深度的接触政治。

革命与维新之间的妥协                             

革命与维新支持者经常被形容为势不两立，其实他们在多个场合携手合作，以中华女学堂为例，发起人余岱宗来自同盟会和同德书报社，名誉总理是清朝副领事，管理层是以立宪派为主，学校章程是由康有为拟定，而捐献者来自不同阵营。中华女校并非孤立例子，其他新式学堂都出现革命维新共同合办的现象。振武善社是各党派最活跃的组织，所主办的活动都受到朝廷、维新和革命派的支持；而星洲书报社被张永福和郑席珍形容为革命的外围组织，这应该是指书报社对革命所做出的贡献，但星洲书报社却也是一个跨党派平台。

共和党

民国之后，辜鸿铭一直蓄留辫子，张勋一度复辟帝制，这种缅怀帝皇体系的思维也在新加坡出现，范英杰（云英杰）和曾佛添即是典型例子。而清朝被推翻之后，君主立宪逐步转向共和立宪，经过一些整合，本地共和党成立，一些倾向保守的绅商也转向共和党，如中华总商会。在大选之后，国民党成为第一大政党，但议席不过半，因此共和党和其他政党整合成为进步党，进一步和国民党抗衡。本地支部随后也更名，但因政治因素不久后解散，但振南日报为共和喉舌，它一直宣扬共和理念以及攻击孙中山的政策。

国民党

尽管殖民地政府允许国民党和共和党注册，但对这类支持中国的组织感到不自在，在民国初期的20年，有不少国民党要员被驱逐出境。由于殖民地政府不允许任何反中国（袁世凯）活动，在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的时候，本地国民党已经被终止，党员纷纷转入书报社。在这期间只有几次大型追悼会，如宋教仁、陈其美和孙中山，从追悼会可以看出国民党已被殖民地紧紧钳制，由于革命报章陆续倒闭，在言论上，他们也面对共和党的打压。

“国、共”合作

国民党与共和党其实有许多合作空间，福建保安捐是清朝被推翻之后的首度合作，一些强硬派的领袖如张永福陈楚楠都愿意放下成见，与保皇派携手筹募保安捐，革命派在这之前其实已经发起一轮募捐以怃恤伤兵。宋教仁追悼会是由官方主导，因此双方都参与，接下来是护法运动，不过最常见的商场上的合作。两个阵营在对立之间妥协，在抗衡当中寻求合作，他们并非传闻中的势不两立。

理想社会

附录一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

东京的同盟会是个由不同反清组织组成的联合同盟，除了反清之外，他们对未来的治国理念都有差异，这导致革命成功之后纷纷脱离同盟会。新加坡同盟会是南洋总部，英属马来亚、缅甸、荷属印尼、法属越南和泰国都由新加坡会员协助开发。新加坡是继东京之后成立的支会，有许多会员其实并不在新加坡，或者在他处发起新分会之后，被列为其他地区发起人，除了会员来自不同地区之外，本地会员至少有两名女性。宋教仁是国民党的发起人，而新加坡支部在1913年成立。

同盟会名录

国民党名录

武吉布朗坟区之同盟会和国民党成员

附录二

保皇会有康有为所创，邱菽园成为新加坡分会会长，但他后来否认这事。康有为后来提倡立宪，梁启超也组织闻政社，这些组织相信曾在本地设立分会，但没有具体名册。邱菽园曾经发动向光绪请安，这也称为星洲上书记，共有六百名绅商签署。他也组织好学会星洲支那分会，当时吸引不少知识分子参与，虽然他们未必全是维新会员，但整体而言可说是早期维新支持者。共和党基本上继承维新的势力，但政党不久之后被吊销。

共和党名录

武吉布朗坟区之维新派和共和党成员

Bukit Brown
by Walter Lim
武吉布朗，撰写林志强

土生华人的维新运动

说起维新运动，就会想到康有为和邱菽园，其实在邱菽园之前，土生华人已经发起维新运动，这是宋旺相、林文庆等人为首的剪辫子运动。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被迫签署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对日本赔偿巨款，这引起海外华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华人必须改革，才能挽救民族与国家。1898年1月，在英国求学的奖学金得主宋旺相和李亚延，他们剪辫子的消息传回新加坡时，引起热烈的讨论，究竟是否应该剪掉华人身份象征的辫子？

在这之前，胡亚基之子胡亚业在英国留学时也曾剪掉辫子，不过他被父亲下令蓄留。因此，以政治为理由而剪辫子，宋旺相、李亚严是第一人。不过他们两人都在英国，再本地，第一位剪辫子的就是林文庆。他在1899年4月12日率先剪辫子。

剪辫子在当时是最轰动的新闻，陈若锦、李清渊、阮添筹等人都被海峡记者访问，而剪辫子运动随后蔓延到吉隆坡、雅加达、仰光和曼谷，不是都有剪辫子的新闻，而在曼谷第一位剪辫子的是陈武烈之堂兄弟，因此特别引人瞩目。

康有为在1895年联合其他举人，要求清朝政府不要接受日本的要求，这次联署运动历史上称为 公车上书。康有为后来当上官职，但官级地位，无法上朝面圣，后来光绪听闻康有为颇富执政新观，直到1898年1月，才看到康有为的新法上奏，1898年6月，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让康有为实行新政，这项新政在100天后遭慈禧发动政变而结束。在中国，康有为在维新期间也曾上奏《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要求剪除辫子，当时为农历七月，比宋旺相剪辫子的时间迟了7个月。

土生华人的维新运动一直受到关注，他们也被称为土生华人维新派，在邱菽园等华人发起另一轮的维新运动之后，就逐渐取代了他们，这群人之中唯有林文庆最活跃。

Bukit Brown
by Walter Lim
武吉布朗，撰写林志强

叶玉桑——尘封86载 古墓重现

曾外孙赴韩探亲获线索展开寻墓之旅 

名商尘封86载古墓重现

王舒杨
2014年09月22日

名商叶玉桑已知资料十分有限，可考史料仅有十余篇英文报报章，以及《南洋名人集传》和《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的两篇数百字生平介绍。从这些资料中足以看出，1928年逝世的叶玉桑曾是本地名商巨贾，与陈嘉庚等人曾共事，而且积极支持辛亥革命。
王舒杨　报道
shuyang@sph.com.sg

一场深入丛林的找寻，一篇博客文章，一次韩国探亲之旅……本地同盟会成员、新加坡开埠早期的黄梨、树胶商人叶玉桑的后人，在热衷发掘武吉布朗坟场历史宝藏的“布朗人”帮助下，得知祖先在新恒山亭的大型坟墓，并展开一段发现之旅。

有关叶玉桑的已知资料十分有限，可考史料仅有十余篇英文报报章，以及《南洋名人集传》和《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的两篇数百字生平介绍。
不过，从这些资料中足以看出，1928年逝世的叶玉桑曾是本地名商，与陈嘉庚等人共事，而且积极支持辛亥革命。

本地知名寻墓人吴安全和林志强指出，武吉布朗坟场至今已发现葬有40多个同盟会或共和党成员，为研究新加坡与辛亥革命相关历史提供宝贵资料。

2012年3月，吴安全和林志强根据守墓人提供的线索，在位于武吉布朗的新恒山亭重新发现早已被荒草掩盖的叶玉桑坟墓。

不久后，另一“布朗人”白友源通过《海峡时报》等英文报章1913年至1959年间的十余篇报道、广告及讣告整理出叶玉桑相关事件，发表在博客“Rojak Librarian”（罗惹图书管理员）上。

然而，博文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中并没有进入叶玉桑后人的视线。直到去年10月，叶玉桑的曾外孙陈丁伟（57岁，土木工程业）去韩国探望随夫旅居首尔的姨妈，姨妈不经意间谈起叶玉桑，勾起陈丁伟的好奇。

利用网络搜索
寻找先人蛛丝马迹
陈丁伟利用网络搜索尝试寻找先人的蛛丝马迹，白友源的博文这时才映入眼帘。

本月14日早上，十余名叶玉桑后人和四名“布朗人”一同前往叶玉桑坟墓。经过一个多月的清理，这块长约40英尺，宽约26英尺的墓地重现大理石地面，文图雕刻也在历经近90年后重见天日。

除了叶玉桑和来新后的第一任妻子陈水娘的合墓，数米开外还立有另两室妻子陈星娘和杨锦意的两块小型墓碑。

据《南洋名人集传》记载：“叶玉桑，字雪亭，福建同安南门外溪边乡人。九岁随师修学，至十四岁，已能肆笔成文……志在振辔长驱，乘风破浪，以与国外人争市利而，遂于弱冠之年，南至石叻坡。”

来新不久后，叶玉桑加入陈嘉庚的黄梨罐头公司“日新”，后来自立门户建立“大山”和“大川”两家黄梨厂。他转向橡胶业后，跻身“名商巨贾”，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将辛亥革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不但本身慷慨解囊，也积极号召华侨筹款，还因此被殖民地政府叫去问话。

叶玉桑也是南洋中学校（即华侨中学前身）的倡办人之一，同时也是宣讲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星洲书报社、同德书报社的最早发起人之一。

虽然叶玉桑墓碑上并没有生卒年份，但据英文报上的讣告，他于1928年卒于心脏病。

陈丁伟是叶玉桑长子叶金铨的外孙。他告诉记者，直到发现那篇博文，他才知道“我的曾外祖父如此出众。不仅涉及商业，而且为社会做出贡献。”

周美玲（41岁，律师）是叶玉桑的玄外孙女，她的祖母叶平娘（88岁）是叶玉桑二儿子叶坤和的女儿。
叶平娘是叶玉桑后人中最年长者。由于腿脚不利，她没能到墓前祭拜。和她同住的周美玲希望能通过老人家的口述历史来丰富叶家后人的记忆，目前已着手整理族谱。

周美玲很感谢“布朗人”，也希望叶玉桑的事迹能通过武吉布朗历史走道的平台，为更多人所熟知，共同了解新加坡的历史。

她说：“直到发现那篇博文时，我们都不知道有祖先埋葬在这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发现，因为叶玉桑是我们家在新加坡扎根的第一代，我们的故事就是从那里开始。”

本地最精美古墓之一
坟墓有四石柱与守卫石像
叶玉桑坟墓的一大特点是坟墓外围竖立着四个石柱，形成一个大门，坟墓两侧还各有两根高约四米的石柱，相信是为了支撑一片锌板顶篷，覆盖坟墓前庭。

林志强指出，这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这种构造的坟墓。

四个门柱上原本还有老鹰和长明灯的雕塑，很有气派。坟墓的两名持枪锡克守卫石像，也彰显了坟墓主人当时的财力和地位。

由于年代久远，除了一个石柱上仍留有老鹰雕塑，其余雕塑已经掉落。叶玉桑后人表示，有意对破损雕像进行修葺。两根支撑篷盖的石柱还依然矗立，另两根只剩下地面基座的印迹。

此外，坟墓多处细节也体现了在本地坟墓难得一见的工匠技艺，包括镂空石雕和中西方两种样式的石狮。

热衷研究石雕和中国史的“布朗人”池凌志说，叶玉桑的坟墓是本地最为精美的古墓之一，当年打造它的费用估计相当于一名苦力五六年的薪水。

爱好研究文物象征意义的董豪光和池凌志还介绍了坟墓上刻有的八骏图和八仙图，以及尧舜帝让贤故事的图案。

除了雕塑和图案，坟墓的文字方面也颇有讲究。吴安全介绍说，坟墓两侧“辛金生丽水，乙未养青山”对联的“辛”和“乙”二字刚好应对了坟墓的方位。

浅谈松城路

早报言论版

8月21日，2014年

林志强

8月8日 龙莆以君投函《佘氏路名的遐思》，对桥北路以佘氏家族命名的道路提出疑问。武吉布朗学会于去年7月在醉花林主办“百年武吉布朗——追古抚今展览与座谈会”时，曾谈及与佘氏家族相关的道路，这里就与大家分享。

翻开道路指南，美芝路俗称二十间，这是因为从莱佛士酒店开始，美芝路共有二十间住宅，其后院直透桥北路，居民都是欧洲人。他们后来迁移到里峇峇利与欧思里等地，美芝路的大部分空间就由华人来填补，并且建造更密集的建筑。

1900年9月28日的《海峡时报》报道，佘松城和黄继祥向巴米士先生购买莱佛士酒店毗邻的土地，面积达22万平方尺，成交价为21万元。1902年7月31日，佘柏城提呈建筑蓝图，在松城路（Song Seah Road）东侧兴建一排21间店屋，随后在美芝路37至45号（单数，海南天后宫隔邻）建五间店屋，而佘松城则在靠近桥北路这端的松城路和继祥路（Kay Siang Road）分别建造14间和六间店屋。

蓝图也附有地图，所谓的松城路就是巴米士街（Purvis Street），继祥路则是佘街（Seah Street），地图上同时注明新旧路。1902年10月11日《海峡时报》报道，市政厅将这两条道路正式命名为佘街和巴米士街。

综合以上资料，佘松城和黄继祥于1900年购买佘街和巴米士街一带的土地，当时道路尚未形成；1902年，道路已经出现，但属于私人土地，业主有权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道路，因此出现继祥路和松城路；同年7月，土地拟定发展成为店屋，道路也从私人转向公共道路，市政厅因此于10月重新命名道路。

巴米士街超过一半的建筑是由佘松城、柏城兴建，这不但迅速改变地貌，也直接推动地方的发展，以佘氏命名更为合理，但市政厅却选择了莱佛士酒店旁的道路为佘街，我们不清楚背后的原委，或许是想表达佘氏兄弟的房地产从该处开始。

佘氏兄弟的父亲是佘有进，大约在1823年抵达新加坡。巴米士（John Purvis）于1822年来新加坡开设商行，其子（John Murray Purvis）后来继承父业，他在1893年去世，将土地卖给佘松城的巴米士相信是其后人。巴米士家族是最早落户到本地的英国移民之一，又是旧业主，或许因此以其家族的姓氏命名街道。有趣的是，两条街道都是以姓氏为街名，两个家族都是最早的中、英移民。

在此顺带一提，忠邦村的16条街道，去年已经联合文史工作者吴安全解开人名和街名之间的关系，但因篇幅的局限，没法在展览会上展出。初步统计，新加坡以先驱人物命名的街道，大约40位长眠于武吉布朗，当中就包括林忠邦外公阮居安和岳父（次夫人谢苗妹之父）谢福水，忠邦村的祺安路（Kee Ann Road）和福水路（Hock Chwee Road）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新加坡街道名称与俗称其实是一部地方史志，记载从开埠到建国之间的变迁，熟悉道路名称的渊源必然会更了解这块土地的过去，了解许多人曾为这片土地付出努力，为她洒下汗水与泪水，甚至牺牲生命，这对国民意识的形成必然起着正面的作用。

8月9日吾国吾民——武吉布朗国庆游

武吉布朗于8月9日将有一场中文导览活动，行程包括介绍武吉布朗的一些历史人物以及特色坟墓，欢迎公众参与。



日期：2014年8月9日
时间：上午9.00-12.00
地点：武吉布朗
收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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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览须知：

1. 我们会在柏油路上步行，但也会有小段的山路，因此请穿着适当的衣装，尤其是适当的鞋子。

2. 请穿着轻便和通风透气的衣服。如果你特别惹蚊虫叮咬或格外容易被阳光灼伤肌肤，你可穿上长裤和长袖衣，并使用防晒膏和环保型的驱蚊剂。

3. 安全第一，所以请穿上舒适的防滑鞋。你也可以携带手杖。

4. 我们建议你在游览武吉布朗前，先了解一下关于它的资讯及背景。

5. 请携带饮用水、小点心、雨衣/雨伞和帽子等物品，并且为你的电子用品做防水措施。

6. 请在前往武吉布朗前先上厕所，因为那里及附近一带都没有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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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布朗
公共交通服务：

巴士服务：52号、74号、93号、165号、852号及855号。

从新加坡北部前往：乘搭地铁到玛丽蒙站（Marymount），然后步行到汤申路上段（Upper Thomson Road）的编号53019巴士车站，乘搭52号、74号、165号、852号或855号巴士均可。

在第6个车站（不包括上车的车站），编号41149的车站下车，即亚当路（Adam Road）新加坡岛屿乡村俱乐部（Singapore Island Country Club）对面的车站。下车后逆着车行的方向步行进入森路（Sime Road），然后转入第二个左转便是罗弄哈哇（Lorong Halwa），并可见武吉布朗的正门就在前面不远处。

从新加坡南部前往：乘搭地铁到花拉路站（Farrer Road），然后步行到花拉路（Farrer Road）大牌2和3号组屋前的编号11111巴士车站，乘搭93号、165号、852号或855号巴士均可。

在第5个车站（不包括上车的车站），编号41141的车站下车，即亚当路（Adam Road）新加坡岛屿乡村俱乐部（Singapore Island Country Club）入口前的车站。使用人行天桥过马路，逆着车行的方向步行进入森路（Sime Road），然后转入第二个左转便是罗弄哈哇（Lorong Halwa），并可见武吉布朗的正门就在前面不远处。

自己开车：

从罗尼路（Lornie Road）转入森路（Sime Road），然后转左

蔡金鼎家族

生于1865年，卒于1944年的蔡金鼎(Chua Kim Teng)，祖籍福建漳州海澄陈莊，其女儿壬娘（Chua Jim Neo也译为认娘）嫁李进坤并生下李光耀，尽管是建国总理的外公，蔡金鼎家族的事迹却鲜为人知。

蔡金鼎家族来自马六甲，但他生于新加坡，父亲蔡应昌，从其墓碑上知道，除了蔡金鼎之外，还有妙娘、淡娘和贞娘三位姐妹，不过据蔡家后人所整理的家谱则显示，他还有另外两名儿子蔡金忠和蔡金泰。蔡应昌葬于俗称老山的新恒山亭，坟墓的日期是“光绪丁亥年岁次梅月吉旦”即1887年农历4月，坟墓宽24尺，深约40尺，坟前还有一片宽阔的墓埕，相信该墓地原是家族的私人墓地，如此规模，可见蔡应昌来自一个显赫家族。

新恒山亭是石叻恒山亭的延续，1890年已经形成，墓地最初是懂事捐赠，过后陆续收购临近墓地，或地主捐赠逐形成日后的规模。新恒山亭大伯公庙石香炉有光绪十九年字样，坟场大约在1893年启用成为公冢。蔡应昌家族相信晚年家道中落，导致墓地流落新恒山亭懂事手中，当时仅保留两幅小墓地给蔡金鼎和妻子萧玉銮。《李光耀回忆录》提到，蔡金鼎出生低微，经过一番刻苦奋斗，省吃俭用并看准时机投资地产致富，这也说明蔡金鼎早年家境不佳。

蔡金鼎可谓大器晚成，早年的事迹一片空白，1904年，蔡金鼎受委为陪审员，当时他是巴德申公司(Paterson Simon & Co)的书记，1923年在东海岸经营巴刹，直到1930年，政府决定将巴刹公有化为止。蔡金鼎拥有多片产业，位于甘榜爪哇92号洋楼是李光耀出生之地，还有直落古楼住宅，菜市种植园，东海岸巴刹。

李光耀外家先人四古墓密林中寻获

Bukit Brown
by Walter Lim
武吉布朗，撰写林志强

李光耀外家先人四古墓密林中寻获

新恒山亭与武吉布朗四座有70年至127年历史的老墓，最近被本地文史工作者重新发现，成了研究建国总理李光耀外祖父蔡金鼎家族的重要史料。

李光耀的曾外祖父蔡应昌、外祖父蔡金鼎和蔡金鼎第二任妻子萧玉銮的墓，多年来深藏在新恒山亭的深山老林里。蔡金鼎的第三任妻子，也是李光耀的亲外祖母梁亚顺则葬在武吉布朗坟场内。

这四座能为蔡家的家族史提供珍贵史料的老墓，是在本报于6月29日刊登了李光耀与人力车夫高长古的故事后，被本地著名寻墓人吴安全和文史工作者林志强找到的。

谢燕燕　报道

chiayy@sph.com.sg

蔡应昌、蔡金鼎父子的墓，吴安全其实过去见过，但没多加留意，也不清楚墓主人身份，直到阅读了本报《寻找人力车夫高长古》一文，才想起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外公蔡金鼎和外婆梁亚顺。

更巧的是，他的朋友苏亚明（51岁）正好在那个时候用手机，把蔡应昌墓和蔡金鼎墓的照片传给他，马上引起了他的兴趣。专门帮人打理墓园的苏亚明，从小在陈牛廊（武吉布朗昔日村子）长大，对新恒山亭和武吉布朗了如指掌。他认识吴安全后，每次发现大型古墓，就会拍照传给吴安全看。

古墓藏在密林里

本月中的一个早上，本报记者随吴安全、苏亚明和林志强走入被喻为“老山”的新恒山亭后，发现蔡应昌、蔡金鼎和萧玉銮的墓确实藏在人迹罕到的密林里，蔡家后人恐怕早已找不到那里。苏亚明是因为经常在山里走动，加上他曾祖父的墓刚好与蔡金鼎墓为邻，才会发现这一组古墓。

吴安全、林志强找到蔡家三位先人的墓后，发现李光耀外婆梁亚顺的墓不在其中，于是翻查旧档案，通过下葬记录册找到她位于武吉布朗的墓。

本报后来走访李光耀的弟弟李祥耀医生，从李医生那里拿到蔡家后人所整理的一份简单家谱，再把这家谱与墓碑上的名字对比，理出了一个头绪来。

蔡家另外两位后人，退休会计师薛强发和薛强和告诉本报，他们每年清明都会到外祖母梁亚顺的墓拜祭，但早已不清楚外祖父和曾外祖父的墓在哪里。如今被重新发现，他们将找时间到坟前祭拜。

这两兄弟的母亲蔡修娘是蔡金鼎与梁亚顺所生的最小女儿，即李光耀母亲蔡壬娘（又作任娘，过去译成认娘）的妹妹。蔡修娘是在1937年与薛清江举行华人婚礼，当时还上报。

李光耀曾外祖父百年古墓极大

《李光耀回忆录》中说，在传统华裔家庭里，结了婚的女儿与丈夫、孩子若住在外家，通常不为社会所容，但对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家庭来说，这却是常有之事。

能找到的资料很有限

蔡金鼎虽是在新加坡出世，他父亲蔡应昌却是来自马六甲的土生华人，他们可说是典型的峇峇家庭。蔡应昌位于新恒山亭的127年古墓非常大，估计长40英尺，宽24英尺，显示他生前显赫，只可惜今天能找到的资料很有限。

蔡金鼎和第二任妻子萧玉銮的墓就在蔡应昌墓旁边，但规模小得多。

根据旧地图，这三座墓所处的位置就在原来的布朗山。

蔡应昌墓碑上记录着他是在“光绪丁亥年岁次梅月吉旦”即1887年4月去世，碑上面有朱雀浮雕，墓肩有龙的雕刻，供桌下有麒麟、仙鹤和鹿的图案。

墓前对联则显示这是很讲究龙脉与风水的古墓。里头的对联写着“龙挺旗鼓天门开、虎拒艮宫地户闭”，外面的对联是“排衙之砂真有情、癸向艮流富贵龙”。

蔡应昌的墓碑上刻着孝男金鼎和孝女妙娘、淡娘和贞娘，不过蔡家后人所整理的家谱则显示他还有另外两名儿子蔡金忠和蔡金泰。他们的名字为何不在墓碑上则不得而知。

比三名妻子长寿的蔡金鼎（1865-1944），墓碑上刻着六男八女的名字，当中少了梁亚顺所领养的敬成，却不清楚为何还少了两名小女儿心娘与修娘的名字。一个可能性是刻碑文时“抄袭”萧玉銮的碑文，以致漏掉两名小女儿。

萧玉銮是在中国刚“变天”，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之际离开人世的。她逝于“辛亥十月十六日旦”（1911年12月6日），孙中山当时正从美国回返中国途中，所搭乘游轮一个多星期后抵达新加坡，他还在陈武烈位于花芭山腰的金钟别墅住了一晚。

中国是在1912年1月1日才改年号为民国元年，但萧玉銮的墓已率先启用民国年号，只不过当时情况有点混乱，把国号、年号颠倒用，以致出现“中华辛亥十月十六日旦”和“民国故妣谥玉銮萧氏墓”。

李光耀在外公别墅出世

李祥耀医生说，他祖父李云龙和外公蔡金鼎都是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期间离开人世。外公去世时他11岁，至今还记得母亲蔡壬娘操办丧礼的情景。

生于1865年，卒于1944年的蔡金鼎，墓碑上的祖籍是福建漳州海澄陈莊。

在李祥耀印象里，外公相当有钱，住在很大的房子里，为人很慷慨，经常给孙子们钱去买橄榄、酸梅等零食。

洋房很有气派

他说，大哥李光耀是在外公位于甘榜爪哇92号的两层楼别墅出世的，他至今还有一张旧照片，是他外公、外婆、母亲、众多阿姨和舅舅们在那栋大房子前拍摄的全家福。

蔡家后来搬到直落古楼罗弄L的另一栋大房子。根据1928年7月27日刊登在《海峡时报》的一则出租广告，甘榜爪哇的别墅有煤气、水、电话、车库和网球场，是很有气派的洋房。

李医生说，外公娶过三名妻室，第一任妻子萧翠銮和第二任妻子萧玉銮是姐妹，他和萧翠銮生了一男三女，和萧玉銮育有二男三女，和第三任妻子梁亚顺生了三男四女。

根据《李光耀回忆录》的记载，梁亚顺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坤甸的客家妇女，嫁给蔡金鼎之前是育有两名年幼孩子的年轻寡妇。李光耀的母亲蔡壬娘是她与蔡金鼎所生的长女。

李医生说，外公除了拥有甘榜爪哇和直落古楼的洋房，还曾买下克雷摩路（Claymore Road）的好多栋房子，但后来受到经济大萧条影响而将之变卖。

林志强找到的旧报章资料显示，蔡金鼎曾是东海岸巴刹的业主，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则曾提到外公在菜市拥有大片树胶园，他们家有时会坐牛车到园丘度假。

蔡金鼎虽是成功商人，但从旧档案看，他只活跃于1893年创立的互助组织正气轩（Cheng Kee Hean Association）。1921年11月，这个组织庆祝25周年时，曾在蔡金鼎上述甘榜爪哇别墅举行盛大庆祝会，他当时任正气轩副会长。

外婆梁亚顺坚持

要李光耀读中文

李光耀外婆梁亚顺的墓，坐落武吉布朗半山腰，不是很大，却也不小，维持得相当好。根据《李光耀回忆录》，梁亚顺生过9名儿女，但墓碑上却刻着7名孝男和10名孝女，共17名儿女的名字！另外还有7名内孙和6名内孙女。

李祥耀医生说，外婆墓碑上的一名儿子蔡敬生其实是她结拜姐妹的儿子，本姓陈，后来被外婆领养。另一名女儿发娘（也有写成活娘）则是梁亚顺与前夫所生女儿。梁亚顺墓碑上的众多儿女，包括蔡金鼎与两位萧氏所生儿女。

最有意思的是墓前的对联，把原本指为官清廉的“眼前皆赤子、头上是青天”改成“源前皆赤子，益上是青天”。这是否在比喻她公平对待众多儿女，把他们视为“赤子”？另一对联是“自得山中趣，谁论世上名”。

梁亚顺与蔡金鼎除了把女儿蔡壬娘许配给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外，还让两人所生的大儿子蔡敬和迎娶李进坤的妹妹李金娘。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这位外祖母对他的教育很有一套看法，还不满6岁便坚持把他送到设在亚答木屋内的私塾，老师每天让孩子背诵古书。

他向母亲诉苦后，母亲代他向外婆说情，但外婆坚持他一定要读些中文书，于是送他到如切台浚源学校。这学校设施像样多了，有10间课室，每班35至40名学生，但年幼的李光耀还是觉得华文难学。两三个月后他再向母亲恳求，这一次外祖母终于答应让他转到英校。

根据坟墓上的记录，李光耀这位坚持要他读点中文的外婆是在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初二，即1934年10月9日与世长辞。她生于1881年，比蔡金鼎小了16岁。

从旧档案中还知道梁亚顺曾于1916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联合其他马来亚妇女购买战机送给英国政府，她当时捐了10元。

苏亚明、吴安全和李志强（左至右）摄于建国总理李光耀曾外祖父蔡应昌的墓前，这个藏在深山老林的古墓已有127年历史。（严宣融摄）


蔡金鼎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