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早期“双语”教育

文图⊙林志强（本地文史研究者）
2017年1月15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 
 

义工只身密林探墓 坟山巧遇“候明义士”

义工只身密林探墓
坟山巧遇“侯明义士”

许多人在圣诞节的长周末出国度假之际，连续几天独自上坟山探墓，不料竟在第二天巧遇候明义士沈连的坟墓。
坟山俗称公司桥，就在颜永成山的毗邻，旧时和俗称老山的新恒山亭相连，十九世纪末，土地局对新恒山亭测量并在主峰树立石墩，这里就被命名为Bukit Brown，中文则以意译称为咖啡山，后被泛岛快速公路而划为南北两边。
圣诞节早上，义工在植物园地铁站下车之后，步行约半个钟头才抵达坟山，从左边开始直上山峰后再向右折。这里因树林茂密，因此必须沿途开路，剪断横生枝桠和蔓藤，才能拍摄坟墓作为往后研究之用。经历了一个多钟头，突然遇上一大片积水区，因树叶遮掩而无法看见尽头，而这更可能是个沼泽，所以决定绕道而行，不料此时看见一座墓碑，上面有侯明义士四个大字！说到候明义士，就会想到社公庙的侯明神主牌，墓主是不是其中之一？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这座坟墓是有史以来坟山最重大的发现！
此时离入口处已远，而且途中转转折折，从原处再度来此恐怕不太可能，当务之急是取出手机查看位置，再四处观察，并拍下一些明显地标，接下来就是寻找并开辟一条最近的出口处，再倒回来视察。当时墓碑半陷，因此以登山拐杖拨开泥土，终于看见墓主是沈连，卒于天运辛巳（1881）年二月十七日，孝男沈咯。在往后搜寻，又在发现另一座皇明坟墓，这是南陈鉴湖，天运己卯（1879）年阳月，皇明王扬陈府君，由孝男怡立碑。由于在坟山攀纵多时，加上气候潮湿，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裤，体力也明显不支，最后决定撤离坟山。
说到侯明义士，就会想到社公庙的侯明神主牌，回到家里翻开庄钦永博士著作，发现侯明义士的神主牌仅有八人，他们是陈开顺、洪如坤、盛陈来、许御胜、陈卢惜、梁福来、吴乙卯、余赠涌，仔细阅读神主牌的来历，原来它们最初供奉在义兴公司总部，但殖民地政府在1890年查封秘密会社，义兴被令解散，据说在这批神主牌被弃于河流之中，后被德春号板厂主人捡起，并设龛供奉，辗转于1930年代移至社公庙。侯明义士是当代义兴公司特有赐封。
沈连显然在义兴公司身居要职，赐封说明他对反清复明做出重大贡献，但他的神主牌没有保留下来，一个可能是当时已被河水冲走，另一可能则是家族未曾提出在义兴设龛祭拜。
义兴公司总部里头供奉许多领袖的神主牌，后来殖民地政府查禁私会党，义兴正式解散，部分转移到柔佛，另外一些转为地下组织，这些神主牌后来被弃置于加冷河，但被冲上河岸，后来被人捡起供奉，之后安置于公社庙。在百多座神主牌当中，有73座冠有皇明义士、侯明义士或扶明将军等号衔，在48位注明死亡年份的神主牌当中，有46位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或失败之后不久去世。太平天运失败之后大量起义者南来带动这股反清意识，但一代人的时间就逐渐转淡。

话说革命

话说革命

1时代脉络——辛亥革命的必然和偶然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接连签下割地赔银和开放港口等的辱国条约，无形中让平民有机会了解外国文化，孙中山因为在香港读书，解了西方的治国模式，这也逐渐形成他最初的革命理论。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朝出现貌似中兴的气象，这种情况让民众出现一丝希望，但在甲午战役之后，这丝希望完全毁灭。不论中国或海外甲午战役是个分水岭，在中国有康有为等人发起维新运动，在本地，受英语教育的林文庆、李攀福等人组成海峡维新会(Straits Chinese Reform Party)，邱菽园创办天南新报以响应康有为的维新，他也在林文庆的好学会基础上，开设星洲支那好学会，邀请文人名士演说，另一方面，尤烈也在一和楼以讲述四书五经为名，暗中宣扬革命。所谓的改革已经形成一股主流思维，人心所向，唯有的争议是手法，是维新保皇或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主张的革命。1906年，清朝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为宪政编查局，而科举制度也在这个时候终止，这种改变远超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所提出的改革，也就是说，改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相对而言，武昌起义是偶然性的，和其他多场起义一样，因面对一些无法预测的局势，因此不得提前起义。不过改革已经成为人心所向，就像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一样，所欠缺的就是一个导火线，因此武昌之后，中国的十八省中就有十四省响应。

2辛亥革命的成功与遗憾
孙中山在成立同盟会时，将其理念浓缩成“驱赶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这里可以看见他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也是三民主义之一，据霍韬晦指出，他在晚年所写的《建国方略》中提到，民族主义并非指单一的民族，而是国族，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是在历史中长期形成的，不只是血缘，还包括生活方式，语言，宗教和民俗习惯。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后多年，对五色旗成为国旗一直耿耿于怀，并说那是满洲人的旗子，最先提出五族共和理念的是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他们后来组成大同会，提倡的正是这种大同的观念，而陈其美在上海起义时就是采用五色旗，因此孙中山是在晚年接纳他人理念，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修改为国族，但革命的年代，种族主义却是推动革命的源泉。1903年，邹容在上海出版《革命军》，这是具有排满意识的文章，并阐述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统一时候，陈天华以浅白的语言在日本出版《猛回头》，这本书引起很大的震撼，但最大的震撼则是他在1905年12月8日选择在日本跳海自尽。张永福等人后来大量翻印这些书籍，也因清朝政府日益腐败，驱赶鞑虏的意识逐渐超越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成为不可抵挡的时代巨轮。袁世凯掌握重兵，他支持皇室或孙中山，都可能影响局势，但他是个机会主义份子，利用这个机会，一面要求清帝逊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他出任民国总统，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袁世凯、满清皇室和孙中山之间的协议，这造成中国往后长时间的动乱，毕竟这不是人心所向。这种交易是革命最大的遗憾，也是污点。

3 新加坡传播革命思维模式
新加坡是个特殊的移民社会，不但文人从商，连长期担任官职的知识份子也从商，也就是说，知识份子是重要的金主，因此康有为在本地获得诸多支持。孙中山则是相反，他获得普罗大众的支持，这是因为革命的宣扬手法不一样。尽管报刊是重要宣传工具，但报章的出版量其实非常低，因此思想传播仅局限于知识份子。在总汇报被陈云秋夺取之后，革命派最初组织露天演说，汪精卫在星洲书报社，以及利用戏院作为平台组织公开演说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革命派开始设立书报社。所谓的演说，无论台上演讲者是以何种语言发表，台下即刻翻译成其他方言，这种模式源自好学会，它吸引临近区域性知识分子参与，而革命派当中如何心田、李竹痴、胡伯骧等人都是来自好学会。好学会鼓倡华语，成员多为知识分子，而革命派同时采用多种方言，听演说的都是平民百姓，因此采用简单而煽情的语言，这种模式取得很好的效果。
戏院或戏台是个重要的平台，除了演说会之外，一些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戏剧也间接灌输革命意识。振天声除了在梨春园表演之外，也在小坡演出，这所戏院相信就是升春园，即后来的永乐戏院，而张永福曾经拥有这一戏院。梅屋庄吉后人曾提及，在革命同志协助下，梅屋开设电影院，而叶玉桑曾在美芝路日本电影院（即后来的曼舞罗）对面建立电影院，这间接支撑梅屋后人的说法。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革命派似乎利用所谓的大众传媒传播革命，这种模式更为重要，因为它将革命意识传达给平民百姓，而且还将笔战的胜利实资化，或许这就造成革命和保皇支持群体，来自不同阶层的因素。

林志强

竹安号东主陈文学

陈文学

Tan Boon Hak

祖籍厦门集美

生于1871年

卒于1923年4月19日

葬武吉布朗1号山A坟区

编号1005

竹安号东主陈文学

陈文学生平事迹鲜为人知，但因他和陈延谦、陈嘉庚存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不同时候给他们提携，可以从他们的传记中，拼凑出一丝轮廓。

提携后进

陈延谦初到新加坡之时，在贡石街竹安号当杂役，陈文学和陈金秧就是这木材枋廊的合伙人。后经陈文学叔父陈杞柏的赏识，陈延谦受聘于恒美碾米厂任职。陈杞柏后来因生意所托非人，债台高筑甚至被判入穷籍，他的公司产业逐一拍卖，而恒美则转售给陈文学和陈金秧，他们再度成为陈延谦的雇主。

1925年，两人先后去世，陈文学后人陈恩戴退出公司，经营40多年的竹安号在公亲薛武院、钟水泮和陈延谦的见证下，由陈金秧后人陈丁昌、陈清标继承。同年11月，位于加冷路388号的恒美号米厂，也在薛武院和钟水泮等人的见证下转售给陈嘉庚。

陈嘉庚在其《南桥回忆录》提及，在曾厝港设立新利川黄梨厂，因为这一区黄梨园颇多，可供新利川生产所需。另一个原因则是，它原属陈杞柏所有，在1905年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转卖给陈文学。在陈嘉庚的努力下，他陆续收复父亲失去的商业。

集美家族

陈文学父亲缨忠，曾与缨斟、杞柏先后到新加坡谋生。他是陈嘉庚的堂兄，1923年4月19日逝世，享年52岁，育有四子拱照、恩戴、旋尧和拱辰，以及四女阿桃、虎梅、阿美和翠竹。他的四名儿子都活跃于华社，他们对赈灾、学校等捐款都不落人后，拱辰还活跃于行余励志社，能以中文写诗，甚有文采。

陈文学的坟墓折射浓郁的中华意识，其墓额有一对雄赳赳的狮子，拱护着交错的五色旗。五色旗是中国步入共和之后的第一面国旗，这显示陈文学或后人的乡土情结。在当时，许多新移民只想在南洋谋生，致富之后衣锦荣归，对他们而言，这里仅是暂时的栖身之处，这种认同感也反映在墓碑上。

陈文学的墓碑在名字之前冠上民囻二字，囻字是国的异体字，泛指实行共和制的国家，尤其是民国，这也说明其身份的认同。坟墓有许多青石浮雕装饰，都是以经典民间小说为主题，如西厢记，这些除了展现当代潮流之外，反映家族对华族文化的重视。

白话字家书

陈文学家族有份家书，这是闽南音白话字，俗称白话字，收信人是学姆，相信就是陈文学妻子。书信内容主要是问候，叙述近况，和日常一些琐碎事件，信中提到“贤叔”，就不知道是否是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发信者王帕林，是名女性亲属。白话字源自教会，但其运用范围已超越教徒之间，在槟城曾出现罗马化闽南音白字话的报章，它已经超越了传播宗教的功能，并倾向保留自身文化习俗，甚至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目标。

星洲浪人林志强

咖啡山文史研究

Bukit Brown Heritage Research

武吉布朗资深义工/研究员

土生华人和海峡华人的文化与身份认同

林志强       联合早报     2016-04-19

土生华人是个松散又笼统的名词，海峡华人却历经多次的法律诠释，有着非常清晰的解说，这里从海峡华人说起，探讨两者之间的差异。

英国采纳出生地法（又称属地主义，Jus Soli）原则，不论父母来自何处，在大英帝国出生（British Born）的婴孩都是英国子民。这一条例延伸到殖民地，在海峡殖民地出生（Straits Born）的婴孩都是海峡殖民地公民，中国或其他地区移民，则可以通过归化途径入籍，两者都称为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说到海峡华人，就不能不提到陈庆真，他在厦门组织小刀会被捕，英国以他是新加坡出生的海峡华人，理应交给英国处理；不过中国以民族服饰和特征认为他是中国人，应该受到中国司法管辖。两国因此引起一场外交风波，海峡华人的国籍问题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因世代长居于此，海峡华人吸收本土流行文化，形成自己的习俗。殖民地政府在1926年制定婚姻法律款条，分别邀请海峡和中国出生的居民提供意见，当时海峡华人的闽、潮、粤、客籍代表受邀参与讨论。海峡华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成立海峡英籍华人公会，入会条件是本土出生或归化英籍的华人，但战后英籍华人成为一个敏感词汇，因此改为土生华人协会。

土生华人历史悠久，它译自Peranakan Cina，泛指马来语系区域出生的华人，他们在本土化过程之中，衍生了结合中国和马来文化特色，形成有别于中国的华人。不同籍贯的华人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色彩，而以闽南人为主的马六甲，是比较熟为人知的一个支系。马六甲确实有不少色彩浓厚的土生华人家族，但新加坡早期的土生华人色彩却相当淡薄。马六甲的华人在1817年只有1006人，1842年增长到6882人；新加坡在1849年有2万7998人，只有1000人来自马六甲，可见不论新加坡或马六甲华人，甚至在新加坡的马六甲华人，都是以新移民为主。陈金声是本地最资深的土生华人家族，他其实是第三代移民，陈笃生则是新移民之子，因此他们更活跃于华社。相对而言，他们在马六甲的后裔，土生色彩后来逐渐转浓。

海峡华人是土生华人的进化，同样都是区别本土和外来人，但不是延续，因为它包含土生华人和各个籍贯华人；而且有不同定义，如包括归化入籍的新移民。海峡华人的一大特色是他们可能非常洋化，或生活高度汉化，即是说，不具备土生华人色彩。虽然佘有进娶甲必丹之女为妻，整个家族却保持高度汉化，后人西化的影响也多过土生化。土生华人经常引用母语原则，因本土妇女不懂中文，所以家人以马来语沟通，这导致后人土生化，佘有进家族似乎没有这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潮州人在南洋的繁衍模式和特色，是有别于马六甲的土生华人。随着时间的推演，战前和战后的海峡华人气息，其实比土生华人更浓郁。

土生文化馆的展览《高山仰止》，以土生华人为定位，但50位人物更像海峡华人，不知文化和身份认同是否出现错乱？

沈孔交

沈孔交经营酒业，图为他在1910年建造的酒廊。

崇正校长坟墓在武吉布朗被寻获

崇正学校创立于1905年，初名为 “养正学堂”，后改名为崇正学校，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校，陈楚楠是发起人之一。学校最初借用合春号教学，校董陈东岭在美芝路372号建造校舍，后来在搬到亚里哇街，（28, Aliwal Street）现已改为艺术中心。

有关崇正学校资料还是不多，目前发现校长是晚清秀才，其此女毕业于新加坡女子学校，因成绩由于，获得陈明岩奖学金到伦敦深造。

崇正学校和武吉布朗关系密切，校长、陈楚楠，陈东嶺也葬在武吉布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