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拓荒：从王丰顺与王钦看早期潮商网络
林志强
世界华人民间文化学刊 第五期 2026年5月
前言
1819年2月6日，莱佛士与苏丹胡仙、天猛公签约，租借新加坡河口设立英国贸易站。据吴彦鸿引用的粤海清庙司祝信件，王丰顺与王钦（即陈亨钦）在签约同日合办种植园，此举隐约显示与签约有关。粤海清庙是本地最早的天后宫，由万世顺公司管理，二人是公司的重要领袖。然而，关于粤海清庙与万世顺公司的早期记载零散且多有矛盾，主要依据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及吴彦鸿的报道，仅能确认二人与庙宇关系密切。2024年一份百年法庭文件重现，为追索二人的拓殖史提供了新契机。本文通过跨地域史料的批判性解读，梳理潮州、阿瑜陀耶、曼谷、廖内之间的历史关联，并结合田野调查，重构潮州商人在南洋的跨域网络，进而揭示他们在新加坡开埠进程中的角色。
一、潮州庵埠王丰顺
王丰顺的记载甚少，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他在万世顺与粤海清庙的角色，而忽略了其公共活动。经近期查考，发现一份华文档案及四则英文报章中提及王丰顺，显示他曾联同欧亚商人参与公共事务。
跨越族群潮州领袖
英文报章中，王丰顺的名字以“Heng Hong Soon”“Ong Hong Soon”及“Hong Soon”等形式出现。Heng与Ong分别为“王”姓在潮州话与闽南话中的英译，反映了其姓名在不同方言群中的音译差异，也反映他身处跨方言群的社群之中。
首先，1846年他参与联署请愿，反对将警官与治安官员（Peace Officers）的任命权从本地法庭移交印度当局。请愿书强调现有程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指出印度官员因距离遥远且不熟悉本地情况，难以妥善行使权力。 这一举动体现了他对公共制度安排的深切关注。
随后，1850年2月，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Marquis of Dalhousie）访问新加坡。当时陈笃生贫民医院已落成多时，却面临资金短缺问题。殖民地政府曾以猪肉税收入资助华人公益事业，据此，陈金声等华人代表联名请愿，建议恢复征收猪肉税，以支持该医院的运营。 这份以华文书写的档案提及，王丰顺已超越帮群藩篱，与福建帮领袖陈金声携手，致力于构建跨方言群的华人公共福利体系。
此外，1851年，詹姆斯·布鲁克（J. Brooke）代表英国赴暹罗进行贸易谈判，但未获成果。新加坡商人遂向外相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呈递请愿书，表达关切。暹罗是英国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之一，货物多经新加坡转运，并由居住在曼谷的富裕华人主导分销。 王丰顺的参与反映出潮商跨国网络的政治敏锐度，以及维护新加坡作为区域贸易枢纽的战略考量。
最后，1855年3月，巴特沃尔（W. J. Butterworth）总督调任印度，本地欧亚商人赠其银质纪念盘及全身肖像画，陈列于市政厅以表感谢。1856年，参政司托马士·丘奇（T. Church）退休时，华社为其撰写颂词表彰功绩。这些经历不仅说明王丰顺在公共事务中的活跃，也反映潮州商贸网络在跨区域拓殖中的持续作用。
法庭文件隔世重现
2024年，脸书群组“十里之外”博主在eBay上发现一份正在拍卖的法律文件，其内容与王丰顺有关。这份1871年的法庭文件因新加坡旧法院改建时文件流散，辗转流落至海外拍卖平台。
文件前页由网友协助抄录，内容涉及王丰顺的遗产事宜。1871年2月16日，王得兴向法庭申请成为王丰顺遗产的执行人。根据殖民地法律，若死者未立遗嘱，直系后人可申请委任为遗产执行人，宣誓偿还债务并分配财产。
然而，这份文件并不完整。原应至少包含四页，后页字迹潦草且墨迹渗漏。经清晰化处理及多人协作辨读，最终确认内容为商人黄亚发的证词。黄亚发是暹罗商人，曾在北干拿路经营生意，在新加坡居住约三十八年。四年前他返回汕头，一周前再度抵新。他在供词中证实王丰顺已去世，并强调认识王丰顺近三十年。据此推算，二人约在1841年前后已相识，这一渊源也可解释他在1851年参与暹罗请愿书的缘由，并为理解潮商跨域网络的延续提供依据。
王丰顺家族历史
王丰顺祖籍潮州庵埠东溪。新加坡开埠时，他年纪尚轻，推测早年曾随父辈商船出海经商，积累跨海贸易经验。其后移居新加坡，在驳船码头34号（后改为36号）设立“万丰号”，专营航运业务。他名下拥有一艘载重468吨的船只“Burlington”，该船于1868年在新加坡注册，足以承担跨区域远洋贸易。
不久以后王丰顺返回潮州故里，将商行交由儿子打理，随后在潮州去世。因未留下遗嘱，王得兴凭黄亚发的证词，于1871年获法庭授权处理遗产。根据1874年《海峡殖民地政府公报》，王得兴去世后，王得厚（译，Heng Teck Kow）继任执行人，并将万丰号转售予刘三。 王得兴与王得厚应均为王丰顺之子。
1872年，王得兴与黄亚发共同受委为马里士他路广恩山的信托人。 这座隶属义安郡（义安公司）的坟山，见证着王丰顺家族与潮社的关联，也标志着家族传承延续至下一代，是早期潮州人跨域拓荒的缩影。
二、暹罗“十八万胜”之后
据潘醒农《马来亚潮侨通鉴》记载，王丰顺与王钦为万世顺公司领袖。值得注意的是，在廖内丹戎槟榔天后宫，尚存一方陈亨钦于1821年敬献玄天上帝庙的“玄波风动”匾额。“王钦”在潮州话中读作Heng Kim，与“亨钦”读音完全相同。由此，有学者推测，“王钦”即廖内甲必丹陈亨钦。要厘清这一问题，需回溯乾隆年间暹罗、潮州与廖内之间的商贸网络，以寻找线索。
暹罗船商陈万胜
庵埠港是广东七大总海关之一，康熙解除海禁后不久便重新启用，统领粤东地区各大海关，是潮州对南洋的重要出洋港。潮商借此契机，纷纷赴暹罗发展，郑镛便是其中之一。他原籍潮州澄海，在大城府卖水果起家，后承包赌税发迹，并与当地女子结婚，1734年生下达信（后称郑昭）。郑昭后被财政大臣收养，官至达城太守，积累军政资历。
1767年初，缅军大举入侵暹罗，同年4月阿瑜陀耶沦陷。郑昭趁缅军主力北调回防清缅战争之机，于1767年10月取得吞武里之战的决定性胜利，继而北上光复阿瑜陀耶。1768年，他定都吞武里，加冕为达信大帝，开创吞武里王朝。
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船商陈万胜带来暹罗国郑信的文书，称其已平定打马部落，部落民众归顺，其中包括云南籍士兵赵成章等十九人，现由商船送回中国，并请求与清军一同讨伐缅甸叛匪，恳求赏赐硫磺和火炮等军用物资。 陈万胜是否直接提供款项或参与军事行动尚不得而知，但他已成为郑昭所倚重的亲信。
澄海岱美十八万胜
据《樟林埠扩埠碑记》记载，县令于乾隆七年（1742年）在樟林河两岸荒地首建一百零二间商铺，后扩建十二间。 樟林港延续了潮州与暹罗之间的贸易热潮，发展极为迅速。据《澄海县志》记载：“每当春秋风信，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高牙错处，民物滋丰，握算持筹，居奇囤积，为海隅一大都会。”此后樟林港成为潮州与南洋的重要出洋港。
樟林港日益繁荣，逐渐形成“六社八街”的商埠，成为洋船之乡。据《潮州樟林港史略》记载，樟林的陈元记与东陇商人合办洋船行，置有洋船五六艘。岱美乡有一位洋船主号称“十八万胜”，寓意其拥有十八艘洋船，财富雄厚。岱美乡及周边居民多姓陈，因此“十八万胜”极有可能姓陈，这与廖内甲必丹陈亨钦的姓氏恰相吻合。
潘醒农所称的“十八万胜”，应与岱美乡传说中拥有十八艘船的“十八万胜”为同一人，与活跃于乾隆年间的暹罗船商陈万胜时代相同。这为“陈万胜即十八万胜”之说增添了重要线索。然而，“十八万胜”的祖籍是岱美，而非潘醒农所指的庵埠。
此前有学者推测陈万胜与“十八万胜”为同一人，并以网页文章“潮州: 泰国船王陈万胜宅第”试图证明这一说法，但该网页已失佚，无法进一步验证。 本节的研究，正可为这一推测提供新的线索。与“十八万胜”存在深厚关联的陈亨钦，曾任廖内甲必丹，因此开启廖内的田野调查。
廖内甲必丹陈亨钦
丹戎槟榔是廖内王朝的古都，宋元年间便与潮州建立商贸往来。康熙解除海禁后，潮州人出洋势头蓬勃。1722年，苏莱曼继承王位，武吉士人出任副王，在达因哲剌副王主政期间（1729-1745），两地商业贸易繁盛，华人已在此种植甘蜜并积累丰厚财富，使廖内成为潮州人在南洋的重要商贸枢纽。
天后宫是丹戎槟榔最古老的庙宇。据傅吾康调查，妈祖神位背后书有乾隆己亥年（1779年）三月由蔡耀可所立，而庙方介绍称妈祖圣庙始建于1716年，二者显示康熙、乾隆年间华人已至此定居。乾隆末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占领廖内（1784-1795），委任华人甲必丹处理岛上事务。甲必丹除负责征税与维持秩序外，往往成为殖民当局与华人社会之间的中介。嘉庆年间，天后宫毗邻增建玄天上帝庙。玄天上帝被视为“武神”与“守护神”，带有较强的社区自治与防御色彩，暗示该社群具备严密的内部组织与自卫能力。
陈万胜作为当时的航运巨子，起初在潮州与暹罗之间经商，这一基础推动其家族向跨区域扩展。后人继承祖业，船队规模不断扩大，商业网络延伸至廖内，并由陈亨钦负责。陈亨钦后被委任为廖内甲必丹，1821年向玄天上帝庙敬献“玄波风动”匾额。敬献主殿匾额者通常承担庙宇主要修缮或祭祀经费，他既是殖民当局倚重的社群代表，又兼具经济实力与社会声望，堪称当地华人社群的领袖人物。此后，他追随天猛公前往新加坡，成为潮州商人领袖、万世顺公司负责人之一。新加坡开埠后，他仍往来于新加坡与廖内之间，其在当地的商业根基始终稳固。
关于“十八万胜”与陈亨钦的关系，虽仍需更多证据印证，但现有线索已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深厚的家族关联。因此，陈亨钦的经历不仅为“十八万胜”的身份考证提供了新的线索，也揭示了潮州商人家族在廖内与新加坡之间的延续与转化，潮州商贸网络在跨区域拓殖中的持久力量。
三、廖内到新加坡拓殖
清代康熙以后，潮州人下南洋规模空前，潮州、暹罗和廖内已形成成熟的商贸体系。至十九世纪初，这一网络进一步扩大。天猛公阿都拉曼于1811年从廖内迁至新加坡，在此至少批出二十块土地给随其迁居的华人，其中多为甘蜜种植园。可见，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已是一个运行成熟的区域商贸体系。
莱佛士以福康宁山（俗称王家山）为官邸，山下的禧街介于河边与亚美年教堂之间，这里曾是墓地。1822年殖民地档案记载，莱佛士指示法夸尔拨款二百元补偿墓地并资助迁葬仪式。 潘醒农亦提及，莱佛士抵达前已有十余潮州海阳人遇害，后由暹罗招来潮州人。这些记载共同反映，潮州人早在莱佛士之前便已到来。
潘醒农《马来亚潮州通鉴》记载，粤海清庙最初面积逾130英亩， 几乎覆盖新加坡河南岸盆地。据1820年地图“Bute Map”描绘，当时新加坡河南岸种植（甘蜜）茂密，供奉妈祖和玄天上帝的粤海清庙便坐落其间。粤海清庙由万世顺公司管理，其组织模式与廖内大坡天后宫的庙宇治理结构一脉相承。王丰顺与陈亨钦（即王钦）作为万世顺的负责人，负责粤海清庙妈祖诞辰的祭祀，并管理信徒捐献的香油钱与产业。开埠后，粤海清庙周边大部分土地因贸易站建设被收回，他们在1819年2月6日所获的种植园，实为代表庙宇接受天猛公新批土地作为赔偿，相关信件因此由粤海清庙收藏。庙宇不仅是宗教中心，也是潮州人维护土地权益与社群凝聚的制度性平台。
新加坡开埠后迅速取代廖内，成为区域新兴贸易枢纽。据法夸尔1820年11月8日致莱佛士的信件，抵达港口的帆船以暹罗最多。 这些来自暹罗的船主，实为原先在廖内交易的潮州船商，陈亨钦家族正是典型代表。尽管来自中国庵埠与漳林的商船也陆续航行到新加坡，但初期规模远不及暹罗潮州船商。
陈亨钦的家族早在郑信王开创吞武里王朝时便嵌入潮州、暹罗的贸易网络。他本人又在廖内获封甲必丹，成为当地潮人领袖；新加坡开埠后，他追随天猛公渡海南来，却仍维系廖内的根基，这正印证了潮商跨域网络超越港口兴衰的韧性。跨域网络也在王丰顺的家族延续中得到印证。王丰顺的父辈早已涉足海外，为他提供了跨海发展的基础。他与商人黄亚发数十年的交谊，正是这一网络的体现。晚年，他虽选择返回潮州故里，其产业由子嗣在南洋继续经营。
这些个案表明，港口的兴衰更替并未削弱潮商的跨域网络。区域商贸的核心在于跨代延续的家族与制度网络，而非单一港口的存续。潮州商人通过家族传承与制度平台，将跨区域的商贸体系不断延续与转化，成为十八至十九世纪南洋拓殖史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