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革命的重要平台——说星洲书报社

 宣传革

命的重要平台——说星洲书报社

林志强

星洲书报社是本地最早的华文书报社，曾创办戒鸦片的振武善社，即后来的新加坡拒毒会(Singapore Anti-Opium Society)，以及中华女学堂和星洲幼稚园。在风起云涌的年代，汪精卫和胡汉民来此宣传革命，孙中山也颁发旌旗状，还许多人曾经在此留下一段段尘封轶事，这里就细说从头。

成立书报社

阅读书报可以开拓视野，学习新知识，提供民众学习和进修的机会，更可借此吸引他们加入教会。于是阁约翰(J A B Cook，前译库克)和郑聘廷牧师于1902年12月11日，在吉宁街（即克罗士街）38号楼上开办星洲书报社。书报社的宗旨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收集当代名人，东西洋各种翻译新书，提供从北京到广东，以及本地报章让民众免费阅读。他们希望书报社可以发挥启发心智，开通社会风气，到达振兴民族和国家的愿景。

书报社每天9点半开放，星期天除外。为了有足够资金订购书籍，使藏书更为丰富，书报社设有会员制，会员可以借书回家阅读，也提供代购服务，每年会费两元。每逢星期三晚上8点为青少年主办勉励会，为了吸收非教徒加入教会，因此也开放给公众参与。但一般青年认为书报社是传教的地方，因此很少人来。

在青山亭山脚的丹戎巴葛路，库街(Cook Street)和通向凤山寺的小径之间，长老会购得一片土地建造福建教堂，因地名也称为丹戎巴葛礼拜堂（禧年堂前身），书报社附属于长老会，也一同迁入。1904年6月21日，安德申总督（Sir John Anderson)为新址主持奠基仪式。这是一栋三层楼高的英式风格建筑，三道大门朝向通向凤山寺的小径，地面层拥有130座位的礼拜堂，二楼是书报社，三楼则做为牧师的休息和办公室。教堂由双迈（Swan & Maclaren）绘测公司负责设计，建筑费共14,185元，1905年1月13日举行落成典礼。据建筑蓝图显示，阁约翰于1906年在书报社旁续建会客室。

长老会在丹戎巴葛的教堂和书报社，右为凤山寺入口牌坊。

       
阁约翰在教堂旁的土地续建会客室。

主办演说会

书报社迁入新址后有更大的空间，因此邀请当代饱学之士前来演说。1905年2月22日的首场演说会是陈云秋和殷雪村医生。陈云秋生于潮州金砂，留学日本，在潮州创办《岭东日报》和《汉潮报》，曾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当时是《南洋总汇报》东主。殷雪村原籍江苏，生于厦门，在福州英华学校就读，并在美国密西根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继续修读医科，1904年来新加坡和林文庆合伙经营九思堂西药房。

第二场在4月19日，邀请袁寿民和叶季允。袁寿民是康有为的支持者，在陈云秋获得《南洋总汇报》控制权后加入报社，端蒙学堂的副校长。叶季允原籍安徽，早年移居番禺，曾担任香港《中外新报》编辑，1881年被薛有礼邀请主持《叻报》。他精通医术，当时辞去编辑职务行医，1906年薛有礼逝世后，其子薛兆熊接办《叻报》，再次邀请他担任主编。

第六场在8月21日，是张永福和陈观圣医生。张永福是在本地出生的潮州饶平人，虽然教育水平无法和其他相比，但他热衷于革命，于1904年联合陈楚楠在福建街21-22号创办《图南日报》，因赠报给星洲书报社而认识郑聘廷。陈观圣原籍潮州普宁，生于汕头，早年移居槟城。1899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是校内仅次于孙中山的最佳成绩学生。他毕业后曾在林文庆的九思堂实习，1902年回去槟城行医。

书报社逐渐成为知识份子云集之处，演讲者除了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外，还包括驻叻领事孙士鼎，起初是不定期的活动，后来发展为每月一次。书报社由阁约翰和郑聘廷共同管理，原本没有政治倾向，但郑聘廷结识张永福和陈楚楠后加入同盟会，暗中掩护革命同志宣传革命，这使到书报社具有强烈革命色彩。

革命渊源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诸多革命将领南来新加坡，汪精卫二度在新舞台（即升平园）演说非常成功，奠定以演说来宣扬革命的渠道。阁约翰和郑聘廷有意邀请当代名流来演说，希望吸引前来书报社的观众成为教徒，双方各有所需，一拍即合。1908年6月18日，汪精卫首次在星洲书报社演说，7月3日则有胡汉民，8月5日，汪精卫和胡汉民同台演说。这里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平台，也迈入鼎盛的年代。

演说的模式有效的宣传革命思维，但书报社的会员也包括维新派，更受到教会的约束。受邀主讲者所演说的语言不一，虽然可以通过翻译传达，但观众来自不同的籍贯，而且人数众多。因此同盟会以籍贯为基础，陆续设立广帮开明书报社、闽帮公益书报社、琼帮大同阅报处（后来成立同文书报社），以及潮帮同德书报社。

1910年底，余岱宗从国外来到新加坡，认为本地应设立女校。她是同德书报社会员，理念获得会长潘兆鹏的赞同，但同德势单力薄。潘兆鹏、潘春阳和郑聘廷都是星洲书报社成员，邀请两人共襄盛举，这促成余岱宗二度在星洲书报社讲解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并得到报章的支持和宣传。创办女校的理念广泛得到革命派、维新派、潮帮和教会中人的支持，中华女学堂最终在1911年3月30日成立，这就是后来的中华女子学校。

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颁发旌义状给星洲书报社，奖励以往对革命的贡献，因此被视为革命组织。然而利用书报社宣传革命，郑聘廷面对教会的压力，结果他以“积劳成疾”为由卸下教会职务，加入林义顺的种植公司担任董事。长老会委任蔡育之在1912-1917年担任教会牧师，阁约翰和郑聘廷也同时卸下振武善社和星洲书报社职务。

孙中山颁发给星洲书报社的旌义状。

星洲书报社1911年的职员表。

曲终人散

星洲书报社于1912年6月进行改选，陈树南医生被推选为新会长，虽然董事局还有不少革命派支持者，但政治倾向开始淡化。维新派支持者如邱菽园、薛武院和谢有祥等加入黎元洪所组成的共和党，他们也是星洲书报社会员，1913年被选为职员。1921年，教会开办星洲幼稚园，因学生人数众多而借用书报社为课室，书报社活动逐渐停顿。1938年，教会因土地不敷应用而购买欧南路214号建造新教堂，1940年3月22日迁入新址，书报社并非教会核心任务而关闭。欧南路礼拜堂在创办50周年之际重新命名为禧年堂，后因政府征用土地，1973年搬迁到现址。

访客室和星洲书报社拆除后重建的新大楼，左边路口为库街，右边后巷是通向凤山寺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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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文原名《话说星洲书报社》，文中革命宣传占据重要部分，在《联合早报》发表时改为《宣传革命的重要平台——说星洲书报社》。书报社在宣传革命起着重大的作用，星洲书报社经常和其他书报社列为革命组织，这是不正确的。星洲书报社隶属教会，会员和演说者除了革命派之外，还包括维新和保皇派，甚至驻叻领事，所以这是个跨党派平台。在郑聘廷的暗中掩护下，革命派在此吸收许多新会员，正如张永福所说许多同盟会会员都是先加入星洲书报社。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颁发旌义状给星洲书报社，对创办人阁约翰和郑聘廷来说是莫大的荣誉，然而两人同时卸下星洲书报社的职务。因此星洲书报社是宣传革命的重要平台，而非革命组织，这样的重新定位会比较恰当。

战前如切华校

战前如切华校

林志强

20世纪初，新加坡出现一股移民潮，华族人口从1901年的16万4千人，急速增长到1921年的31万7千人。继新加坡铁路之后，丹戎巴葛和如切之间也有铁路穿行，1926 年提升为无轨电车，往返丹戎巴葛、桥南路、克罗士街上段、新桥路、禧街、维多利亚、加冷、芽笼路和芽笼士乃。便利的交通吸引新移民到市区外围开拓新家园，周如切也将种植园开辟为住宅区，如切因此繁华起来，教育需求也日益殷切。

早期的学校

周如切生于中国，曾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参加中国政治改革。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华人更重视教育，他对振东学校、中南学校、星洲幼稚园都有捐献。1920年，他联合同盟会王金链、陈延谦和吴海塗，以及周壬鑫和陈敬贤等倡议建设学校，使筚路蓝缕的加东开启文化之曙光。他献出价值5万元，包括一英亩多的土地和学校建筑，其他十四位各捐5百至2千元，共筹募到1万余元。如切原是加东区内的种植园，在发展为住宅区的初期经常被称为加东，学校后续发展不详。

加东振群学校是所平民学校，1928年因经济拮据而发起募捐活动，所以邀请总领事写推介信。据报道，学校创办已有八年多，为贫苦无力求学之青年而设，当时特派蔡运庆、云茂川、严福南、严崇钦、符开荫、韩敬三、苏庆梅、陶朴、李大干、徐振盛等分别向各界劝捐。这是所海南人学校，按推算1921年已经存在， 1929年搬迁到小坡二马路。

育才学校是加东区的早期学校之一，在1923年前已经存在，校长许俊痴。学校在1924年举行毕业典礼，当时的名誉总理是王嘉禄，正副总理侯西返和张金荣，财政连乾顺。学校在1926年改组后迁往如切路，学生从70多名激增到150多名，由于校舍过于拥挤，校长许俊痴和校董商议，后来搬到如切观音堂旁边的76号洋楼。

早期的学校还有加东女学校，最初校址在芽笼警察局后面，1924年搬到如切路，校长何女士，这所加东女学校和后来的加东女学校毫无关联。平民义务夜校是许痴若于1925年召集张澧浦、陈雄飞、王锦隆和王守美等在如切路创办，捐款者还包括同盟会成员何心田和苏彬廷。

规模最大的学校

浚源学校成立于1924年，原是新加坡长老会所创办，因为面对经济困难，所以邀请林青山设法筹办，学校在1927年4月1日改组而脱离教会，方怀南出任浚源学校校长。

方怀南又名方书邦，来自中国潮州普宁，是《南洋商報》1923年9月6日创刊时首任总编辑，因党派意识浓烈，殖民地政府下令《南洋商报》于同年10月29日停刊，报章直到1924年2月1日复刊。他精通中英，和印度诗人泰戈尔又有一段交汇。在1927年7月，泰戈尔到访新加坡，华人社团齐聚中华电影院（即东方影院）为他主办欢迎会。他在会上以英语发表演说，方怀南当场译为华语。他和潮州南来的母亲就住在艾弗烈路（Everitt Road）。

浚源学校也是建国总理的母校，《李光耀回忆录》中提及，外祖母要他学习华文，送他到如切台的浚源学校。这是两层楼木板结构的建筑，大约10间教室，每班35-40个学生。学校后来搬到坤成路，据1935年出版的《侨民学校调查录》，学生有427名。长老会后来接管学校，委任林明诸和陈令典牧师负责校务。

华校需求殷切

新移民不断迁入，区内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如切台（Joo Chiat Terrace）公立星东学校成立于1930年，1932年因扩充校舍而租用隔邻房产，周清廉和海南籍同盟会成员陈开国在1934年受邀为学校名誉董事。周如切后人在博文中提到，周清廉是周如切和中国发妻林香娘所生的长子，妻子是厦门缠足的大家闺秀，1915年举家迁移到新加坡，周如切之子对于资助华校自然义不容辞。学校筹建新校舍但经费不足，1939年获得教育提学司批准公开募捐。

立达学校在1933年成立，校舍在东海岸路189号，学生初期从四、五十人增加到百多人，因此在1936年搬迁到东海岸213号。立达是民办学校，校长沈亚味，教员有李祖荣、何志超和李东光，经济来源依赖学生的学费，收支不敷则由校董捐款补足。学校稳健发展，1939年主办恳亲会，侯西返和周献瑞受邀前来演讲。

如切区内有大量海南居民，有鉴于此，周子干、郭荣、陈昌学、黄互桓、胡涛、蔡思酡、潘望等人于1936年创立星华公立学校，租用如切路416号作为校址，11月22日由施正领事主持开幕。由于学生不断增加，因此相继租用404号和373号作为分校，学校后来搬到海格路209号 。

阮星池祖籍新会，祖父是清朝太医，他持有中国和葡萄牙的行医执照，1937年来新加坡长泰街开设医馆。因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更多人南来避难而失学，他决定和南天酒店经理巫志南成立星岛公学。学校位于如切路65号，在1939年1月14日开学，张美庆女士出任校长，并邀请曾纪辰主持开幕礼。开学不久，学生从80多名激增到130名，原有校址不敷应用，因此租用原址背后的罗弄101樟宜路60号的一栋洋楼，4月搬迁到新址。1941年7月底，学校召开董事会议，学生人数已有2百多人，因此开辟下午班。不久日军开始轰炸新加坡，学校在二战爆发后停课。

大时代不朽记忆

殖民地政府重视英国体系教育制度的学校，华人则希望后代保留华文，因而自发筹募经费创办华校，这种坚持使人生道路格外坎坷，但每个人都无怨无悔。新加坡独立后，政府开发乡村为新镇，各地都出现人口大迁徙，老区学校被迫关闭，如切人也各奔东西。尽管人事已非，在一个历史大时代，如切荡漾着新客过番，在此安身立命的不朽记忆。

1930年浚源学校师生合照，校前飘扬着五色旗。

              加东地主周如切。

莘辛学子曾在此上课的立达学校。

华商筹办华校，在如切开启文化曙光。

传奇人物：陈送

     陈送是新加坡开埠初期首批到来定居的先驱人物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1835年4月4日，新加坡第一份英文报章《新加坡纪事报》报导了轰动海峡殖民地的陈送死讯：“闻名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富商陈送于今天下午在他位于谐街的寓所去世。”报导也指出，据说陈送出身低微，却积累了可观的财产。享年多少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介于72至75岁之间。

    陈送谜样的人生打从出生就充满传奇。据《新加坡史话》作者百克利说，陈送约1763年出生于广州。那么他是广东人无疑，可是他却是海峡殖民地三州府（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的闽帮领袖，意味着陈送父亲是闽南人。他15岁离乡背井流浪到潮州人海外重要据点的印尼廖内群岛，后来移居槟城10年。他至迟于1814就定居马六甲。是年，海峡殖民地档案里记录了他一起民事官司。最后于新加坡开埠之初来到新加坡开荒辟地，终老于新加坡。

    陈送人虽在新加坡，印尼、槟城和马六甲的官民仍然感受到其影响力无所不在。1824年，他在马六甲蓄奴主名单中被列为大蓄奴主，拥有10名家奴。自17世纪荷兰统治马六甲，蓄奴合法，且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1825年，他被槟城列为当地四大华人首领之一。陈送也是恒山亭创立时的大董事之一。

    陈送浪迹天涯，在各地结识了黑白两道官商各界领袖人物，建立了牢固的人脉与商脉，是新加坡开埠初期法治未兴过渡时期的枭雄，为各界所倚重。陈送亦为开路先锋。当马六甲华商还在观望之际，陈送于开埠的第二年率先来新加坡闯天下。1820年的新加坡还是蛮荒之地，基础设施尚待开发。翌年，新加坡首任驻扎官法夸尔还向上司莱佛士报告新加坡依然闹劳工荒，急需引进劳工及技工来建设基础设施，如排水、筑路、建桥。陈送就在开埠初期出现在新加坡历史舞台上，并留下烙印。

    

    厦门船长被扣留事件

    莱佛士将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但苏丹与天猛公却依旧循惯例，公开向入港船只征收物品。1821年2月，一艘来自厦门的帆船入港，由于没进贡礼物，船长被苏丹与天猛公部下在甘榜格南囚禁，引起轩然大波，欧商向驻扎官法夸尔强烈抗议。

    收到欧商的抗议书后，驻扎官法夸尔对此事件非常不悦，下令助理警察总长彻查。助理警察总长即促苏丹立刻释放船长，并传该船长纪祝（Ji Choo）到警察署调查。厦门帆船船长纪祝于1821年2月23日在警察局的口供书，显示这起事件也和陈送有关：

    道光元年农历二月十三日（1821年2月15日），我们来到了（新加坡）海岸，锚定后我到陈送的家，他差遣我到港务局办公室报到。在港务局办公室，我回答职员提出的问题，他写下我的答案后，送我去见港务长，他与我交谈一会后，就打发我离去。无论是港务长还是职员都没告诉我，必须去见苏丹或天猛公，他们也没有让我看港口条例。在这个月的第十七天（2月19日），陈送叫我去见苏丹和天猛公。我先就近去见天猛公。然后我去苏丹家，随身带了一件价值近二十元的小礼物。苏丹欣然接受礼物。苏丹问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来见他。我通过通译峇峇陈汉回答我生病。苏丹叫通译峇峇陈汉联系陈送。通译还没到大门，苏丹就命令把我关起来，那时约下午两点钟。傍晚约六点半，我被释放。因此，我被囚禁将近四个半钟头。

    我没有去见苏丹，直到被敦促才去。我无意违反任何港口条例，而是由于对上述条例的无知，对我的过失深表歉意。[1]

    助理警察总长也拜会了苏丹。苏丹称因船长无礼而被扣留，苏丹也辩称按照港口条例，船长向港务局报到后，须拜会苏丹，礼物只是象征性，无礼物也无妨。助理警察总长向法夸尔报告事件经过。法夸尔命助理警察总长传达他对船长给苏丹送礼物之举的不满。由于船长在船上，助理警察总长只好通过陈送将驻扎官的讯息传达给船长，同时也敦促陈送拜会法夸尔。3月初，法夸尔也向在苏门答腊明古连的上司莱佛士书面报告事件经过。翌年莱佛士与苏丹及天猛公再签约，英国东印度公司每月支付苏丹五千元，天猛公八百元，苏丹及天猛公则放弃向船只征税的一切权力。新加坡遂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

    这起事件凸显了陈送的人脉之广，他的交际网络可以直通新加坡最高的政府官员驻扎官法夸尔、警察总长、苏丹、天猛公。他俨然是新加坡开埠初期华社的首领，从事转口贸易的中国帆船船长一上岸，须即刻到他府上拜码头。

    转达中国帆船船长的申诉

    中国帆船船长也不时通过陈送，向政府反映或申诉一些在新加坡港湾遭遇到的船务问题。按照港务局的规定，帆船只准在今丹戎禺海滩修船，既不便也会增加费用。于是陈送于1823年4月代中国帆船船长向驻扎官法夸尔陈情。法夸尔即刻致下列函给港务局局长费林特（莱佛士妹夫），请他给予批准：

    兹接到陈送的一份陈情书，一些中国帆船船长申诉如果被迫在箭角（Arrow Point，丹戎禺一带）修帆船所需的桅杆，他们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不便和额外费用，并请求允许他们在甘榜格南或直落亚逸海滩进行有关作业。我认为，政府应尽量给予经常出入港口的船只船长一切可能的便利和鼓励，而且我不知道给予有关的便利会给公众带来什么特别的不便，请你给予允准所请，除非你接到副总督反对的命令。[2]

    代表华社欢送驻扎官法夸尔

    从上述厦门船长被关禁事件及代中国帆船船长呈交请愿书，能看出陈送和法夸尔私交匪浅。他们之间的交情始自法夸尔担任马六甲驻扎官（1803-1818年）任内。1823年12月28日，法夸尔辞官离开新加坡回英国，各界热烈欢送。临别前夕，各界在法院举行送别会，各族商界代表致告别词。以陈送为首的华商代表团的演讲词充满感性，表达华商感谢法夸尔在新公平的仁政。以陈送为首的华商还送一个价值700西班牙元的银盘给法夸尔，上面刻有“他们对他（法夸尔）在马六甲和新加坡期间的品格和行政能力给予高度评价”字样。

陈送等致海峡殖民地总督请愿书

1827年5月20日，颜冻、陈送、林全、张亚满、杨皂及蔡鸭联名向海峡殖民地总督浮尔顿陈情，请政府制止注辇人（来自印度南部的回教徒）在恒山亭挖土出售牟利。由于他们这种不法行为，至今已有几个棺木被挖出来。“注辇人继续闯入请愿人的坟地，让死者不得安息，这种行为违反了我们的宗教习俗。因此，请愿人谨以崇高的敬意，谦卑地请您考虑上述情况，并授予地契，使他们可以在不被进一步干扰的情况下占用该坟地”。[3]

    ▲颜冻、陈送、林全、张亚满、杨皂及蔡鸭联名向总督陈情请政府制止注辇人在恒山亭挖土的签名档案

    丁加奴王给陈送的信

    陈送除了在直落亚逸一带的商业区投资地产及承包政府的赌税外，也经营货运。新加坡欧商由于不了解马来土邦的地缘政治及语言不通，不敢贸然和土邦进行贸易往来。这就给了华商如陈送扮演托运的角色。1830年代，马来半岛海域海盗猖狂。因此，托运是高风险的行业。1832年，陈送接受欧商查尔斯托马斯公司之托到丁加奴运一批货物来新加坡。于是陈送即包租丁加奴王的一艘帆船负责托运。1832年9月收到一封丁加奴苏丹稍来的来函，告诉他坏消息。陈送包租的帆船在甘马挽（位于丁加奴与彭亨之间）海域遭遇一群海盗，船长及两、三名船员被杀，船上满载货物包括咖啡、白胡椒及锡全部被抢劫一空。

    私刑

    1831年2月，一名富商太太在直落亚逸街一间陶瓷店无故以大石头砸破陈列的陶器。店主怒打富商太太及在两名友人协助下把她推到水沟里。富商太太的亲友深感受辱，因此坚持要将此案提交侨领陈送仲裁。听完案情后，陈送即刻掌掴店主耳光。陈送在仲裁前先请示代理辅政司波汉是否可以让他按照华人习俗审理此案。波汉不加思索就同意所请。陈送无视店主女婿以罚款代刑的求情及店主妻女跪求，判三人有罪，并在众人面前亲自执行鞭刑。

    入土为安

    陈送是新加坡开埠初期拓荒时代的特殊领袖人物，在黑白两道名气极大，甚至有人借用他的名来抢劫。1831年就发生类似案件：一名苏门答腊文岛华人甲必丹的儿子返乡回文岛，在新加坡逗留数日，就有人假借陈送之名说陈送要见他，结果在途中被抢。

    1836年4月，新加坡医疗传教会彼得·帕克牧师在新加坡目睹陈送隆重的葬礼，他的目击报导如下：

    1835年4月13日，这一天展示了新加坡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场景：一个华人守财奴陈送于4月2日去世，享年73岁。其葬礼在上午10点钟举行。由于它以不同的方式说明了中国偶像崇拜的特色，我对它的观察更为细致，我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叙述……

    我没有跟着（出殡队伍）走，但接受了英国牧师的邀请，直接乘马车到一英里外的坟场去。那是在福建人坟山（恒山亭）的西北边。杂草最近已经被清理过，一条刚建的新路好让巨大纸扎图像（如灵厝、神像等）直通墓地。这里搭起了棚，供华人和欧洲人休息。在墓穴上方覆蓋着亚答遮篷。不久，送葬的队伍到了。灵柩被安放在墓穴上的两根木棍。在一阵敲锣打鼓、喧哗声中，棺木被放进一个槽里。[4]

    随着陈送的去世，新加坡华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草莽英雄时代也宣告结束。

注释

[1]Straits Settlement Records (SSR) L4: Singapore: Letters to Bencoolen, 23.02.1821, p. 304.

[2]SSR, L14, ? .04.1823, p.27.

[3]SSR, A34, 24.02.1831, p. 3; 01.03.1831, p.3.

[4]Singapore Free Press, 14.07.1836, p.1.

（作者林孝胜为历史学者、曾任新加坡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长）

从新加坡大伯公、伯益公和缎伯公 重新探索大伯公

         上个世纪学者对谁是大伯公做出热烈的争论。韩槐准引用宋代和明代的史籍，认

为大伯公就是水神，马来文叫做都钢（Tokong）。陈达认为大伯公是伯益。关楚朴以

槟城建德堂为例，认为大伯公可能是洪门会党中的最高职位。英国学者巴素博士

（Victor Purcell）却提出：“大伯公只不过是华侨先驱者的象征，并不一定要有名字

。”饶宗颐则认为：“伯公在粤东民间流行甚广，不专限于客家，乃一般土地神之通称

。”许云樵同样认为大伯公是土地神，但他指出：“大伯公虽说就是土地公，可是土地

只是一项职衔，并非人名。”中国的土地庙就是福德庙，南洋的大伯公庙也是福德庙，

此后主流观念都认同大伯公就是土地神。然而饶宗颐没有提及土地公以外大伯公，这

里以碑记和记载重新探索大伯公。

    新加坡大伯公

        在马里安曼兴都庙（Sri Mariamman Temple）有块分别以淡米尔文（Tamil）、英

文、泰卢固文（Telugu）、梵文（Sanskrit），乌尔都文（Urdu）和华文镌刻六段文

字的碑石。英文可以辨认，华文部分有些字漫漶，但“新加坡大伯公”依稀可辨。

        近期要求一个兴趣小组协助翻译古淡米尔文，内容和英文版相似，但没有提及编

号75的地契，华文版没有提及地契、年份和捐赠者父亲的名字，但受捐者却冠上新加

坡大伯公的称号。对照英文和淡米尔文，华文版内容大意如下：“新加坡大伯公名曰

科徒礁·拉马沙米，此厝乃是西纱西郎·比来，自甘心情愿奉献与大伯公。”科徒礁

·拉马沙米（Cothunda Ramasamy）是印度教毗湿奴（Vishnu）的化身，捐赠人西纱西

郎·比来（Sashasala Pillay）立碑的目的是宣示毗湿奴是产业主人，华文碑文撰者

以新加坡大伯公来称呼这位印度神明，碑石立于1831年3月。

        新加坡河南岸是华人和印度人的聚集地，因此以四种印度文字、英文和华文立碑

。佘有进一篇1848年的文章中提及，当时新加坡华人有四万名，其中潮籍人口一万九

千名，是华社的最大社群。基于闽南原乡没有大伯公信仰，协助西纱西郎·比来撰写

华文碑文的相信是潮州人。大伯公究竟是哪路神明？

        潮州伯益公

        感天大帝是主管山泽之神，早年新加坡虎患频频，传闻老虎未经伯公允许不敢伤

人，因此在山林间讨生活的居民都会供奉感天大帝。佘有进振春园内有感天大帝的神

龛，最初是员工所供奉，称为荳蔻园感天大帝，诞辰是三月廿九。

        荳蔻园员工多是潮州人，后来潮人北迁柔佛，闽人涌入，他们同样供奉感天大帝

，称为潮州大伯公。园内有安溪人苏枫所捐赠的香炉，上面有大伯公、同治九年和

1862等字，1862年是同治元年，疑为误笔描成九年。管工后来向园主提议，开放给附

近居民，逐发展成为公庙。园区一度成为墓地，神祇后来受到居民轮流在家中供奉

，1959年，居民在亚佛路建庙，名为亚佛路通兴港神会。后来大巴窑发展成为新镇，

神会和其他受影响庙宇搬迁到大巴窑七巷组成为伍合庙。

        伯益公、许逊和介子推同样号称感天大帝，这位称为感天大帝的大伯公是伯益公

。伯益在古代掌管山泽之职，曾辅助大禹治水。传说他在主持开山辟路时制服了山中

老虎，让兽王乖乖听话，因此潮汕地区有句俗语：“伯公无点头，老虎唔敢食人。”虽

然伯益公是大伯公，但大伯公未必是伯益公，因为这是诸多地方神明的泛称。

        德光岛缎伯公

        缎伯公是源自本地的神明，在德光岛（Pulau Tekong）的实拉宾村（Kampong

Selabin）的街坊，传闻有一位身材瘦小蓄满胡子眉清目秀的马来老者，经常从邻近的

塞查赫岛（Pulau Sajahat）划着小舟而来，在街坊徘徊后独自回返。这位老者引起居

民的怀疑，有居民就划着小舟跟踪他，不料来到塞查赫岛却不见人影，只见一块耸立

的大石，他们认为马来长者是大石的化身。16世纪，亚齐（Aceh）王国的将军在德光

岛海域和葡萄牙军队展开激战，最后他和士兵一起自杀身亡，也有人认为他是这位将

军的亡魂。

        《话史德光岛与天降佛堂太阳公庙》作者何金煌指出，塞查赫岛马来语意为凶岛

，隔邻有个小塞查赫岛，另有一堆暗礁，船只在此很容易发生意外。航海者为了祈求

平安，启航前会准备神纸香烛，来到塞查赫岛时卸下风帆，在船头向塞查赫岛祭拜。

说来奇怪，马来长者不再出现，船只在此水域也能安全川行，因此居民开始祭祀这块

大石，并取名为缎伯公（Tuan Pek Kong）。缎译自马来语，即先生或男性长者的尊称

。

        在缎伯公出现后，粤闽馆负责筹神事宜，每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祭拜缎伯公

庆典。这是客家和潮州为主的居民所成立，馆外有丁未年（1907）匾额，是历史悠久

的组织。1986年，德光岛上演最后一场酬神戏后，岛民搬迁到本岛，缎伯公供奉在勿

洛北4道的德光岛联合庙，但巨石却留在原地，在多年的填土工程中被吞没。

        潮州客家都有大伯公的信仰，但客家人更为繁复，如灶头伯公、床头伯公、塘头

伯公、土地伯公、山神伯公、田头伯公、水口伯公、路口伯公、桥头伯公、大树伯公

、河唇伯公、桥头伯公、榕树伯公、石头伯公，也将逝世的长者称为大伯公。

        大伯公溯源

        伯公一词历史悠久，普宁市里湖镇二公里外长美大肚篮山的伯公宫原名浮桃庵，

仁宗皇帝于庆历三年（1043）赐名封源伯公宫。普宁是潮州和客家共处之地，千年来

发展成潮客有别的伯公文化。大伯公是粤东或潮客聚居地的民间信仰，新加坡大伯公

和伯益公是地方神明的泛称，缎伯公是石头神，也是逝世长者，所以被视为伯公，因

此伯公并非专指土地神。陈志明《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提到福建人称土

地庙为“土地公庙仔”或“福德祠”，近期谢明达《谁是大伯公》提到他很讶异中国

的同事从未听说过大伯公，既然中国闽南原乡没有大伯公信仰，为何土地神飘洋过海

到南洋就变成大伯公？这背后还有一段曲折复杂的尘封轶事。

革命戏班振天声在新加坡演出的反应

1908年11月14日，光绪逝世，慈祥也在隔天身亡。按照习俗，民间百日内遏密八音，即禁止所有娱乐，百日以后改为局部开放，梨园弟子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冲击。振天声先前在粤、港、澳为水灾义演，经陈少白斡旋下，香港八邑公所同意预支一千元派振天声到南洋义演，但筹款不足或损失将由八位担保人将承担。黄咏台带领振天声经新加坡北上吉隆坡，在陆秋泰协助下以振武善社之名邀请义演，1909年1月30日上演第一场戏剧《梦后钟》，后来续程去芙蓉、坝罗（怡保）、金宝、务边、太平、槟城和新加坡演出。

梨春园演出《梦后钟》

3月14日早上10点，振天声一行36人搭快船洛打拿船抵达旧红灯码头(Johnson Pier)，新加坡振武善社是邀请演出的主办单位，数十社员在码头迎接，志士班被安顿在111号密陀路的会所。

振武善社租下牛车水梨春园，在3月16-18日开演《梦后钟》、《黑狱红莲》和《熊飞将军战死留花塔》。戏票分成无定价特别位、头等位3元、二等位2元、三等位1元和四等位5角，楼上厢房每位两元。当中不少人以15-75元认购无定价戏票。《梦后钟》是部讲述鸦片和迷信祸害家庭社会的写实剧，在广州、香港和澳门演出时受到热烈欢迎。首晚晚7点开锣，演出中途林航苇、黄咏台和陈铁军上台演说。林航苇上台致欢迎词，说演出目的是为了筹款赈灾，因此刻不容缓，赞扬振天声众人是救群时杰。领队黄咏台感谢本地华人的盛情，最后是团长陈铁军致谢词。暂停45分钟后，戏剧在8点15分继续，直到晚上12点才结束。

振天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收到许多赠字和对联。当中包括尤烈以遗民学堂（他在客纳街所创办的学校）之名赠送“功同木铎”。铎是古代以金属为框的振响器，金铎用来指挥军队，木铎在宣布政教时用来召集群众，有教化民众的意思。振天声是以歌声唱出社会黑暗与悲痛的一面，因此张永福赠字“是以歌代哭，非作戏逢场。”陈卓然赠联“振旷发聋假优孟衣冠为灾民谋幸福，天涯海至具慈悲观念争传善士谱新声。”邓子瑜题赠联“唤醒国魂同仇敌忾，改良社会立懦廉顽。”

同乐园上演《博沙浪袭秦》

振武善社是夸党派组织，邀请革命戏班演出备受保皇派批评。他们在演出期间发动抵制，不将戏院租给振天声，这给革命派增添困扰。最后华里园（Fairydale Association）谢坤林成功租下金榜（甘榜）爪哇街口新戏院，《海峡时报》报道是在桥北路的Theatre Royal演出，这就是后来的同乐园。振天声从3月26至28日一连三天演出《博沙浪袭秦》、《虐婢报》和《熊飞将军战死榴花塔》，28日星期天加演日场《唐山水灾惨剧》。

同乐园演完三天后，华商在为基利公馆宴请振天声，陈武烈被推选为主席，代表华商致辞。他说振天声这次来筹款以赈灾民，本地华人不分籍贯合力支持，受到振天声热忱的感动，即使不懂广府音的福建和潮州人，和本土生长的华人也争购戏票观看，甚至洋人、日本人和马来人也来捧场。在此生长或久居于此的华人，对中国的衣冠逐渐淡忘，更难得振天声将社会现象编写成戏剧，足以感化冥顽，他邀请振天声加演两天。

当天陈铁军已接获曼谷华商邀请电报，但经陈武烈要求决定于4月3和4日，即农历为闰二月十三和十四日在同乐园加演《黑狱红莲》和《大复仇》。陈楚楠看了振天声演出后，并把戏票当作珍贵纪念品一直保留。

振天声回国后被保皇派向清朝官员诬陷鼓动革命仇满，孙中山在晚晴园接见他们，未加入同盟会的演员当天都宣誓入盟，结果被下令解散。振天声一行人共有36人，整理出来的25位演员有黄咏台、陈铁军、陈铁伍、何侣侠、李一天、吴仁甫、刘汉在、卫沧海、梁焕熙、张志坚、卢我让、苏卓韶、陈少文、胡贵白、锺少隅、刘漠、陈树培、钟少隅、梁百洲、黄少尹、黄辕裔、梁雄飞、章显、吕师范和锺国策等人，无一加入新加坡同盟会。此行受到保皇派抵制，因此演出格外谨慎，剧目都是反对封建迷信和烟酒陋习，《梦后钟》更是每处必演的重头戏。由于主办单位振武善社是跨党派组织，也有不少保皇维新支持者前来观赏戏剧，他们从支持改革封建陋习逐步转为支持革命。

孙中山坐困愁城

振天声会在新加坡演出之际，革命同志纷纷前来祝贺，并赠字或送对联，现场却不见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和黄兴身影，孙中山往来书信透露了当时情况。

孙中山在1908年7月13日写给张永福的字条说，确定租用他当天所看的房屋，但要求屋主修好水龙头，并询问几时可以搬进去。1908年12月15日的信笺提到他住在乌节路111号，该地区华人俗称小东陵，一些中文记载为东陵111号，这显示他搬离晚晴园。此时黄兴已经去了日本，孙中山过后和汪精卫、胡汉民等往返马来亚各州，汪精卫续程去了仰光，孙中山和胡汉民回返新加坡，再前往曼谷，三人不断在南洋各地奔波。

在3月2日写给宫崎寅藏的书信说道，欧洲商人来信说当地的经济计划有机（利）可图，邀请他到欧洲商议，他认为“此言想非欺我”，但苦无旅费。同天写信给曼谷王斧的信件重复此事，说新加坡革命同志财力俱穷，导致他“坐困重围”，希望泰国同盟会可以资助，信末说道有“日坐愁城之慨”。在欧洲之行展延两个多月，孙中山最后依靠暹罗、仰光、槟城、邦加等同盟会支部和邓泽如协助下才能成行，这笔款项其实不单是盘缠或旅费而已。

4月6日写信给邓泽如说道，从怡保调派汤令伯担任《中兴日报》经理，但张永福和他发生冲突，最后汤令伯离职，孙中山批评张永福只会推卸责任。他和本地革命同志之间的关系已大不如前，对他极为敬仰的张永福也不听使唤，这迫使他后来将同盟会总部迁移到槟城。

传闻淹没历史

1933年，张永福出版《南洋与创立民国》时邀请冯自由写序文，书中收录孙中山写信给缅甸庄银安的信件和陈楚楠留下的戏票。冯自由后来出版的《革命逸史》，他在香港时曾听闻朝廷官员下令解散振天声的原因，但不知这是诬陷，结果书中写成保皇派告密，从此历史改变了轨迹。1990年，广州主办羊城国际粤剧节的展览会有一幅辛亥革命美术创作的历史绘图，身穿戏服的演员和孙中山在一起，叙文写着：“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晚晴园接见艺人。”这段情节广为引用，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