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女并非妓女 浅谈余秋雨对新加坡日本人墓地的误解

      余秋雨描写新加坡日本人墓地的散文名篇《这里真安静》，让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知晓了这个原本连很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的地方。然而余秋雨在文中把墓碑上的“信女”当成了妓女，这是一个误解。这个因民族习俗迥异所造成的误解，因为广泛流传而被人们接受。
 
林志强／文及摄影 （本地文史工作者／武吉布朗学会中文导览）
 
■          缘起 “这些信女都是妓女吗？” 面簿传来一则信息，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复。 墓地游这股热潮近几年静悄悄冒起，新加坡武吉布朗5000坟墓让路给八车道的消息传遍世界，因此受到各地坟墓探索者的关注，纷纷赶在拆除之前参观这百年坟 场。香港的邹颂华和林康琪也先后到来，她们同时也去了克兰芝坟场和日本人坟场。克兰芝战亡战士公墓因安葬海外二战战士而受到重视，日本人墓地却因电影《望 乡》以及余秋雨散文《这里真安静》所带动，使世界各地华人读者都知晓了这个连很多新加坡人也不知道的地方。恰好与她们一起走访了武吉布朗与日本人墓地。康 琪回到香港之后发来信息，说她看到墓碑背后镌刻的信女的俗名，因此对余秋雨认为信女就是妓女的说法存疑。

日本人墓地其实去过好几次，但没有认真去探索，经此一问，隔天到日本人墓地再次探查，基于妓女并不曾掩盖自己的身份，某些信女其实来自显赫家族，余秋雨的说法与历史的时间线不吻合，因此认同康琪的看法。

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不过一直没付诸行动，某次中文导览活动之后，无意间和一些朋友提起日本人墓地，决定重新探索，期间也向日籍“布朗人”齐藤梨津子（Ritsuko Saito）请教了一些生涩的词汇与民俗。

■          本地的日本人墓地 日本人在新加坡的足迹可以追溯到山本吉音，他1862年来此经商，1864年，松田（Uta Matsuda）跟随华人丈夫来新加坡，1868年则有加藤（Toyo Kato）小姐，1877年在马来街已有两家妓院与14名娼妓。孤身只影的日本人开始携手前进，此后日本南部少女纷纷漂洋过海到南洋，这股浪潮持续了数十 年。

新加坡的日本人墓地最初是为妓女而设，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惊觉日本人竟然和动物遗骨同葬一处，因此于1888年与涩谷吟今和中川菊三联名请愿开辟日本人 墓地，殖民地政府在1891年6月21日批准位于杨厝港泉和道地段成为坟场，这是海外最大的日本人坟场。 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一代人光景就成为军事强国。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也不能幸免，在1942年2月15日沦陷，直到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才重见曙光。墓园内有不少军人的坟墓，这些军人多数是在进攻新加坡和守卫“昭南岛”时阵亡，还有投降后去世或被处死的。另 外一些是明治年代，日本进行远洋军训期间因故身亡而埋葬于此。

其时日本也推行殖产兴业，商人纷纷到国外设立商行，大小企业如银行、船运、医院、牙医和照相馆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禁娼之后，本地的日本居民以商人 为主，他们也成立了日本人商会与学校，还开辟高尔夫球场。 开山和尚楳仙在墓园内设立西有寺之后，寺院随着日本人涌入而纷纷冒起，有威基路的妙法寺、勿拉士峇沙路的永平寺、客台的天理教、金光教，实利基路的日本福 音教会，梅森所创办的日本基督教会，汤申路大神宫、肃街的日莲正宗、丹戎巴葛码头的水愿寺；巴耶利峇和淡滨尼也有日本庙宇、宗教场所十余处。除了楳仙和尚 之外，天理教教主板仓夕力也长眠于此，当然也有不少其他教徒。

从妓女到军人之间的年代，商人与宗教师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过余秋雨却选择孤零零的文人二叶亭四迷。二叶亭四迷原名长谷川辰之助，系日本作家兼《朝日新 闻》记者，1908年被派往俄国圣彼得堡，因得肺病乘贺茂丸号回国，1909年5月10日死于归国途中，他的遗体在新加坡巴西班让火化，骨灰则运回东京丰 岛染井墓地埋葬，日本侨民古藤、富房以及掘切于1929年7月4日为其建立纪念碑，并由西村竹四郎医生题字。余秋雨的《这里真安静》就是由对妓女、军人与 文人墓地的描写交织而成的文章。

 

■          解读日本信女 从汉字的意思来解释，信女是信奉佛教而未出家为尼的妇女，皈依持戒就会被授予戒名。日本信女则是死后僧侣所赐的戒名（Kaimyo），这种习俗宛如华人的谥号，是葬仪的一部分，在江户时代已经开始。

天主教于1549年在鹿儿岛成立教会，最初被视为佛教的新派别，称为南蛮宗、伴天连或吉利支丹。丰臣秀吉在九州看到基督教的活动情况，认为违背日本的纲常 伦理，天正15年（1587年）下达《伴天连追放令》，即驱逐外国传教士，但禁令没有实际作用。庆长18年（1613年）再度颁布《伴天连追放令》，这次 基督教徒受到严重迫害，随后幕府授权寺院检查居民是否为教徒，遂形成檀家制度。

檀家（Danka）为布施者，政策规定所有人必须加入寺院布施，以换取非基督教徒的证明，居民不论结婚工作或外出旅行都需要到寺院申请证件，而寺院无形中 成为户籍中心。这类寺庙称为檀那寺或菩提寺，背后通常附带坟场，家里有人去世必须请僧侣做法事，他们会验证逝者并授予檀徒戒名，葬礼则逐渐成为僧侣的“商 品”。

尽管明治年代立神道为国教，这种死后请僧侣念经取戒名的习俗至今在日本依然可见。戒名分成四个等级：信士或信女、居士或大姉（女居士）、院信士或信女，及院居士或大姉，目前的市价，信女之戒名需要30至50万円，院居士则超过100万円。

在墓园内，拥有信士信女等称号的坟墓都非常精致，某些赐有院名居士的坟墓更是豪华，这说明了他们是比较宽裕的一群。

■             从游女到南洋姐 古代日本妓女称为游女，妓院林立的红灯区称为游廓，游廓在丰臣秀吉的时代开始设置。大阪新町、京都岛原和1612年成立的江户吉原，并称为江户时代的三大 游廓。在日本的锁国政策下，长崎是唯一的贸易港，过后也设立丸山游廓。丸山最初容纳800多名游女，后来增加到1400多名。

在 长崎，荷兰商船集中在出岛，游女是被允许进入外国人居住区的，去出岛的称为出岛行，而去华商集聚地的游女则称为唐行小姐（Karayuki-San）。随 着日本禁止与荷兰通商，出岛行也就消失，唐行小姐成为唯一为外国人服务的游女，并逐渐成为日本海外娼妓的代名词。因此不论游女去上海或南洋，她们都被称为 “去中国”—— Karayuki-San字面上的意思。

明治后期到大正年间是娼妓的全盛年代，唐行小姐纷纷出国，前仆后继奔向西伯利亚、满洲、上海、香港、新加坡以及更远的陌生国度，她们被称为日本娘子军（Joshigun），由于活动范围以南洋为主，也被称为南洋姐，飘洋过海的南洋姐超过2万人。

尽 管有些南洋姐被拐骗，过着非人生活，甚至客死异乡，但致富的也有不少，早期日本的外汇主要来自南洋姐，这也吸引更多少女投身为南洋姐。1900年日本驻香 港总领事向外务省提交报告，指在香港的南洋姐，十人之中有六七人是征得双亲同意，有一人是被欺骗而来。日本的妓院也在同一年代蓬勃发展，当年有许多文字描 绘日本妓院的繁华盛景，1678年的《色道大鉴》就列出当时25所游廓，也有不少以娼妓为题材的浮世绘。如此大规模的娼妓行业，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新加坡的日本妓院最初落户马来街，1904年增加到109家，妓院也蔓延到海南街和马拉峇街。本地的日本人墓地有三座女性墓碑提到马来街，门牌为15号和24号，墓主是释妙智、柳珠以及田中浅濑。

■             小石桩之谜团

在陌生的国度，南洋姐与妓院老板形成了互助的制度，墓地内有八座由二木氏所建的坟墓，不但坟墓漂亮，而且花钱请僧侣授予信女戒名，如此厚葬并非妓院老板有良知，而是妓女每月支付一笔钱，这种互助形成后来的共济会，会员每月须支付25钱。

在 墓地内有300余根小石桩墓碑，原是木质墓碑，因年久失修而腐蚀，1915年共济会成立后募捐重建。这些小石桩多数只有一行人名，当中有数十坟墓名为精灵 菩提，这是因为更换石质墓碑时，旧墓碑的文字已无法辨认或未留死者名字。南洋姐都向中介借钱出海，如此薄葬而且名字不易辨认，300多座坟墓一直被视为出 师未捷身先死的南洋姐。但逐一检查317根小石桩之后发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并非“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其中男性墓主有124名，女性墓主 只有103名。

这 些坟墓年代久远，对这些客死异乡的日本男子，似乎没有任何记载。 尽管早期日本人以南洋姐为主，但墓地有明治年代的海军人员，小石桩墓主也有日本船员。事实上那时本地有不少日本渔民，他们并非本地居民，不过经常在这里靠 岸，这些小石桩是否和这些海上讨生活的日人有关呢？由于日本坟场的记录不知所终，这些谜团已不易揭开。 整个日本人墓地共有912座坟墓，但没有阴盛阳衰的现象，事实上，葬在这里的男性是女性的三倍。即使排除二战时期集体埋葬士兵的A和B坟区，C至F坟区共 有349名男性，315名女性，性别不详者175名，男性还是比女性稍多。由新加坡日本人协会出版的《新加坡日本人墓地记录与写真》有所有坟墓的记录。

■          民俗迥异造成的误解

日本人的坟墓，除了正面之外，两侧和背面也有会镌刻文字，不管男女绝大多数都会留下原名、祖籍甚至详细地址，有些还提到父亲或丈夫的名字。

《这里真安静》提到的妙鉴信女（D89)，俗名西原，明治37年2月3日亡，来自长崎县船大工町。有些墓主使用风尘女子所常用的艺名，有些甚至不回避妓院林立的马来街，可见南洋姐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小石桩主人都是身世凄凉的日本人，他们包括渔民或海员，由于后人过度宣扬南洋姐的悲惨身世，这些小石桩一直被误认为都是南洋姐的坟墓。有些南洋姐存有积 蓄，因此能为自己建造高大的坟墓，花钱请僧侣授予戒名，但信女与南洋姐并无关联。有些信女是由其夫君立碑，以妙节信女为例，她原名春子，是郑源国的妻子， 于昭和十二（1937）年去世，年仅26岁，是禁娼年代之后的日本女子。南洋姐人数不少，但被确认的南洋姐坟墓并不多，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资料来判断 哪些是南洋姐，或有多少南洋姐。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当事人回忆南洋姐的遭遇，个别事迹或许是事实，但个别人的遭遇未必准确反映一个大时代。而余秋雨散文名篇《这里真安静》中的某些推测，其实是因民族习俗迥异所造成的误解，因为广泛流传，反而被人们接受，当成了事实。

■          武吉布朗之“余”风

南洋文学成果寥寥，余秋雨曾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有意思的坟地。可惜至今没有多少人认真从坟场挖掘史料，本地的日本人墓地虽引来不少文人墨客，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一些和甲午战争、日本阶级改革及历史事件相关的坟墓，始终不为人所知。

武 吉布朗山也有两座日本女子和十余座日本特征的坟墓，同样与日本人墓地一样，低吟着一段段东瀛与南洋的陈年旧事。武吉布朗汇集中西方与本土之风采，涵盖南洋 往来的痕迹，更反映中国之百年变迁，其中还交错着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蕴藏如此浓郁文史的墓地，可惜人们却对它欠缺了解。

武吉布朗是否需要另一股“余”风？让文人畅怀书写一段段的武吉布朗之生死恋，让电影人拍摄一部部的武吉布朗风云？

4月20日中文导览：沙漠中的绿洲——从武吉布朗看新加坡诗人、文人与报人

武吉布朗中文导览
丘菽园是家喻户晓的诗人报人，他创办天南与振南两份报刊，晚年为星洲日报编辑，并先后创设丽泽社、乐群文社、道南文社等诗社。冯蕉衣因为被郁达夫赏识，在他去世的时候写了一篇追悼文章，因此许多人曾经听闻这位潮州诗人的名字，但是关于他的诗集以及个人事迹流传不多。康研秋是和邱菽园同一年代的福州诗人，经常和邱菽园等人在报章发表诗词，但作品却未曾整理成诗集。梅泉宝接办南洋新总汇报，身为东主，他精通中英，写的一手好文章，但较深为人知的却是明珍庐（晚晴园）的原主人。另外还有陈楚楠，他和张永福先后创办总汇报和中兴报，而林镜秋却以三民主义的文章闻名，但他们却被视为革命家多过文人。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新加坡人材辈出，但文化绿洲何以成为文化沙漠？

武吉布朗
公共交通服务：

巴士服务：52号、74号、93号、165号、852号及855号。

从新加坡北部前往：乘搭地铁到玛丽蒙站（Marymount），然后步行到汤申路上段（Upper Thomson Road）的编号53019巴士车站，乘搭52号、74号、165号、852号或855号巴士均可。

在第6个车站（不包括上车的车站），编号41149的车站下车，即亚当路（Adam Road）新加坡岛屿乡村俱乐部（Singapore Island Country Club）对面的车站。下车后逆着车行的方向步行进入森路（Sime Road），然后转入第二个左转便是罗弄哈哇（Lorong Halwa），并可见武吉布朗的正门就在前面不远处。

从新加坡南部前往：乘搭地铁到花拉路站（Farrer Road），然后步行到花拉路（Farrer Road）大牌2和3号组屋前的编号11111巴士车站，乘搭93号、165号、852号或855号巴士均可。

在第5个车站（不包括上车的车站），编号41141的车站下车，即亚当路（Adam Road）新加坡岛屿乡村俱乐部（Singapore Island Country Club）入口前的车站。使用人行天桥过马路，逆着车行的方向步行进入森路（Sime Road），然后转入第二个左转便是罗弄哈哇（Lorong Halwa），并可见武吉布朗的正门就在前面不远处。

自己开车：

从罗尼路（Lornie Road）转入森路（Sime Road），然后转左进入罗弄哈哇（Lorong Halwa）。武吉布朗正门铁闸附近的空地可停车。

武吉布朗之万种风情

对常人而言，坟场仅是百年之后的归途，一堆白骨与黄土，伴与砖石堆砌而成的墓茔寿域。对武吉布朗而言，这却是文化重镇，艺术之都，它甚至于2014年被世界文化遗迹基金列入消逝中的世界文化遗迹之观察名单。武吉布朗的特色在于包容性与多元性，早在十九世纪，新加坡已是＂人种展示场＂，因此不同种族之文化也随之流入，这种多元文化也反映在坟场。多数的华人老坟场都是以方言籍贯或是宗教信仰来区分，在这里却是跨越方言籍贯，宗教信仰，贫富阶级，甚至还有日籍、泰籍以及附近地区的不同族人。

祖籍星洲

Chinese在新加坡或海外都称为华人，她源自中国汉族，但未必是中国人，这是因为国籍改变之故。今天世界各地都有华人，只要懂得中文或方言，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祖籍，祖籍似乎成为海外华人与遥远”祖国”之间的联系，华人身份之象征。祖籍并非一成不变，福建人与潮州人都是南迁后形成，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新加坡开埠大约一百年，就有人将新加坡视为祖籍地，武吉布朗有两座以星洲为祖籍的坟墓，另外一座为星坡。落叶不归根对海外华人还说或许是常态，但以居住地为祖籍似乎比现代移民更前卫，这是背后是何种心态？星洲或许是本土意识与文化之萌芽，不过时至今天，许多人认为这里是文化沙漠。以异乡为故乡，以外语为母语，在百年前已是如此，今天新加坡还是不断追逐外来艺术，许久以前，电视台经在播放西洋歌剧之机却禁止播放方言戏剧，而今成龙向新加坡捐赠古建筑，武吉布朗许多精致浮雕与雕塑却面临被摧毁之命运。

锡克卫兵

锡克最初是宗教，因反对种姓歧视，其男性以“星”（Singh）为姓，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盘踞印度西北和巴基斯坦的一支民族。在英国占领印度之后，锡克男性受雇为雇佣军，此后锡克人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脚步向外徒迁，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时候，就有120名锡克士兵。缠头巾是锡克族之习俗，更成为雇佣军之形象特色，英国在中国威海组织华人雇佣军时，华人也缠上头巾。康有为在新加坡之际因清朝政府派人暗杀，因此殖民地政府派遣十多名锡克卫兵保护，此后富商雇请锡克卫兵蔚然成风。二十世纪初流行装饰性艺术，锡克卫兵也融入建筑成为装饰，甚至走进坟场为墓主站岗，而锡克卫兵雕塑更随移民向外传播。金门四栋洋房有锡克卫兵的装饰，其中之一是陈清洁别墅，他就葬在武吉布朗。锡克卫兵文化涵盖英国人、印度人、马来人、华人以及土生华人的集体回忆，地域横跨南洋，香港、金门、中国威海，而这种外来的特色，莫非就是新加坡特色？

裸体天使

新加坡是南洋中心，东西方汇集之处，各地文化随着移民而流入，不同文化之间的撞击形成另一股新潮流，将不同种族特色排列揉成独具风格的大拼盘。裸体天使代替金童玉女侍侯墓主，威风凛凛的武将被手持长枪的锡克卫兵取代，一段段诸葛孔明精彩的故事化成青石浮雕，将天使、卫兵、浮雕与墓主串联起来。这种西方文化揉入东方色彩，既现代又传统，在武吉布朗比比皆是。有趣的是，当我们认为坟墓具有西方风格，洋人却不认为坟墓是西式坟墓，当我们坟墓的牡丹带有东瀛风情，日本人却认为它更像中国风格。在一个国际大都会的文化，东方，西方，有时叫人傻傻分不清！

风情万种

坟场是凭吊，也是探索历史人物之处，因处南溟要塞，许多重大事故如维新革命都与新加坡有关，当中不少都长眠于武吉布朗。传统上来说，女性地位低微，但从坟场来看，南洋女子的地位比其他地区来的高。许多人认为墓碑的文字是枯燥的，但这里却有不少深具特色的书法，甚至可以探索清代之“简体字”。横看成岭侧成峰，以不同的角度去诠释就有不同的韵味，风情万种或许就是武吉布朗之特色。

延伸阅读：

从咖啡山看中国百年变迁

武吉布朗——锡克卫兵文化

记住武吉布朗之最后一战

1942年2月15日子夜，壬午年正月初一，日本士兵口中高喊Banzai（万岁），持枪冲进武吉布朗坟场。

武吉布朗是马来亚战役最后的一场激战，守卫军未曾被击败，但却在战地被令投降。不知何故，这场战役的记录稀少，随着英国公开解密档案，乔纳丹·库柏(Jon Cooper)努力搜寻葬在武吉布朗的战亡士兵，以及众人的努力下，战役的画面陆续被勾勒出来。武吉布朗可以追溯到布朗先生(Henry George Brown)，Brown为咖啡色之意，因此也称为咖啡山。

72年后的早晨，在72年前的战场，武吉布朗义工与60位公众分享这场封尘旧事，下午则与80余位参加二战研究学会主办活动的公众讲解战时情景。

日军声东击西牵制大批英国劲旅，第5和18师团乘机进攻西部，然后向武吉知马推进。盟军总司令韦弗尔将军从爪哇飞来巡视，他下令部队必须战斗到底并主张反攻。2月12日汤姆部队(Tomforce)进行英军唯一的反攻，但徒劳告终。他们所面对的是曾经攻打中国的第18师团之第56和114联队，是山下奉文麾下的精锐部队。

从11日晚上开始，主要的抗日华人领袖如林谋盛、庄惠泉、郑古悦等人陆续逃离新加坡，13日早上，星华义勇军被令解散。马来亚海军司令史般纳海军少将召集海港残存的50艘船艇，运载最后一批撤退人员，包括大批澳洲护士、工程师、华商如林忠邦与家眷，以及部分军事人员，但船只被日军发现并遭轰炸。此刻白思华在亚当路和罗尼路以北部署重兵，准备背水一战。

14日晚上，日军发动强大攻势，部署在蓄水池水塔山(Water Tower Hill)的守军萨福克(Suffolk)抵挡不住猛烈的炮火，从森路的岛乡村俱乐部朝武吉布朗大伯公庙撤退，他们没法抵挡坦克，但武吉布朗的坟墓却迫使坦克停止前进。隶属第5师团9旅团，11联队之第3大队的步兵取代了坦克，在冲进坟场与英军厮杀之前，高呼万岁以振兴士气。墓碑成为屏障，两军短兵相接，以刺刀甚至赤手搏击。与此同时，英军坦克从武吉知马路开进谦福路，日军坦克也掉头迎战，双方在王氏太原山下正面交锋，一时枪林弹雨，烈焰炮火，四处飞窜。

白思华与众将领在福康宁战争指挥室商讨军情，东路日军近卫师团已经占领加冷与巴耶礼巴，西翼则与英军在汤申路激战；准备与近卫师团会师汤申路的第5师团，却在罗尼路阻拦，没法跨越咖啡山，其西翼更遭守军康桥郡(Cambridgeshires)炮轰；但西路的18师团在巴西班让战败马来军团之后已迈向花柏山。此时爆炸声此起彼伏，许多屋宇在燃烧，水供、存粮、汽油、炮弹就将耗尽，而街道上尸体四处遍布却无人理会。兵临城下，众将领一致认为新加坡无法防守，白思华最终扛上一生之耻辱，步向山下奉文的营寨签署降书，他最后的请求就是保护妇孺以及英籍百姓。

咖啡山是全球少数仅存的二战战场，这场战役之教训应该传承给全职与战备军人，以及学生，他们都应该到此了解当时的战情。2月15日，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黄循财在一个纪念活动上说，“一个国家不汲取历史教训，就不会有未来；一个国家不记得捍卫者，势必被历史遗忘。”的确，新加坡不应该忘记捍卫者，因此国防部和教育部是否考虑将武吉布朗战役列为训练与教育的一部分？

武吉布朗——锡克卫兵文化

提起周玉龙中医师，许多人或许不了解，不过说起武吉布朗那座彩色锡克卫兵的坟墓，几乎无人不晓，这对巡城守府的锡克卫兵可以说是武吉布朗的地标。

锡克军人

锡克最初是宗教，在印度教的基础上与回教影响下形成的新教派，主张一神信仰，人人平等，反对种姓分离，因此其男性以“星”（Singh）为姓，意为狮子；女性则以“考尔”（Kaur） 为姓，意为公主。錫克在梵文的原意是門徒，教徒自称祖師的門徒，后来逐渐演变成为盘踞印度西北和巴基斯坦的一支民族。

由于民俗迥异，锡克族与印度之间存有矛盾，在英国占领印度之后，锡克男性受雇为雇佣军，此后锡克人随着东印度公司的脚步向外徒迁，在莱佛士登陆新加坡的时候，就有120名印度士兵，其实他们就是锡克士兵。不是所有印度士兵都是锡克人，不过以锡克为主，由于他们都缠头巾，因此头巾成为雇佣军的特色，因此不论是否是锡克族，雇佣军一律缠上锡克式的头巾。

中国军团

为了抗衡俄国的势力，英国与清朝政府于1898年7月1日签署《租威海卫专条》，威海既成为英国管辖区，隔年组织一支华人雇佣军——中国军团，它业称为华勇军。中国军团设有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同时有军乐团、翻译员以及卫生队，曾在1900年跟随八国联军攻打天津，1902年又挑选了12名官兵代表中国军团到英国参加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有趣的是，中国雇佣军也和印度雇佣军一样，缠上锡克族的头巾，这显示锡克的军人形象已定性。

孟加拉军团

早期在新加坡的锡克族都是雇佣兵，他们在欧南路及新桥路的交界处设立印度士兵军营，这里也被正式命名为Sepoy Lines，华人译为四排坡。Sepoy原自Sipai，是士兵的意思。由于他们隶属的称孟加拉军团（Bengal Regiment），因此锡克人长期以来被被称为孟加里，印度还有一支人种称为“孟加里人”（Bengali），这两个“孟加里人”经常被混淆。

康有为在新加坡受到锡克卫兵的保护

锡克士兵也被指派护卫的任务，在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康有为正在新加坡，由于担心清朝政府派人暗杀，因此委派十多名锡克卫兵保护。1915年锡克士兵发生一场兵变，他们之后担任较次要的任务。雇佣军多数在中年之前退役，由于拥有军事背景，他们退役后经常受雇于当地富商，尤其是土生华人。

二十世纪初，本地流行装饰性艺术，锡克卫兵也融入建筑，成为装饰的一部分，芽笼十九巷以及马里士他路尚有锡克卫兵的浮雕，不过站在门外的锡克卫兵的朔像已经荡然无存。

在武吉布朗貌似华人的“锡克卫兵"

门神是房屋的守卫神，在显赫人物的坟墓也有武将站岗，而在南洋，锡克卫兵却取代了门神武将，甚至从现实生活延伸到阴府。华人的丧仪有烧冥纸和纸扎金童玉女的习俗，这种仪式演变成焚烧纸扎锡克卫兵，在槟城一带更为流行。此外在门外站岗的锡克卫兵塑像也走进坟场，武吉布朗大约有三十多对锡克卫兵，最早的一对大约建于1917年，武吉布朗甚至还有一对缠上“锡克式”头巾，貌似华人的锡克卫兵！

锡克卫兵

早期的本地居民来自各地，他们致富之后都回故里，除了财富，也将带回外来文化——锡克卫兵。金门共有四栋洋房有锡克卫兵的装饰，其中之一是陈清洁的别墅，他就葬在三号山。据说金门坟场也有锡克卫兵，但未能确定其位置。

锡克当然属于稀客人所有，不过锡克卫兵的化，它包含英国人、华人、以及土生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等的集体回忆，地域横跨南洋，香港、金门、中国威海，因此并非单一民族所拥有，而在上世纪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并向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