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墓碑疑团

新加坡天运墓碑疑团

 

天运墓碑

 

天运太平丙辰伍年捌月壹拾五旦吉置

岁次的异体字

岁次的异体字

邱继显

Khoo Kay Hian 邱继显 海登 卒于1966年1月18日 79岁

邱继显 邱继显是本地历史有悠久的股票行继贤公司的创办人，1910年成为股票经纪，起初与人合股股票行，1921年创办继显公司，60年代只剩继显公司与另一家 战前股票行继续经营，儿子邱福柱继承父业，晚年将30%股权卖给大华银行，这就是上市公司大华继显的前身，继显公司前后经营了一个甲子。

邱继显是同盟会早期成员，但少有金钱上捐助的记 录，1907年黄岗之役失败后，数百革命军南来避难，众同盟会成员有钱出力 协助安顿他们，邓师爷和林航苇邱继显等人日夜去宿舍调协所需，以演说为他们解闷。邱继显的相信是翻译员，他有语言天赋，能够在场翻译多种语言，宣传革命期 间在本地街头或书报社举行演说会，他经常在场翻译，包括汪精卫在豆腐街口大舞台的演说会。

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应福建孙道仁都督的电聘邀请回国创办企业，他与陈楚楠立即回中国考察，之后与林文庆华侨等人集资2000万兴办华人企业，同时向南洋各地进行汇报，形成一股华侨回国兴办企业热潮。

张永福妻子陈淑字在晚晴园亲手缝制的国旗，在1928年前已经遗失，后来被邱继显和杨岐山发现，知道是民国前重要纪念物后以重金买下。他们知道张永福准备出版《南洋与创立民国》，决定把那面旗送回给张家，因此后人才有机会看到最初国旗的样子。

邱继显是华侨界领袖之一，民国政府要员如胡汉民、汪精卫、褚宜民、古应芬、甚至梅兰芳等前来本地，他都在场负责接待。民国书信档案，有份《邱继贤致居正函》的记录，不清楚书信内，相信邱继贤曾在同盟会或国民党曾担任要职。

邱继显葬在武吉布朗，墓碑具有现代感，更像纪念碑，在妻子陈心映妻子 1949年逝世后，就开始为自己与另一名妻子李宝娘建 造生圹，不料自己却很长寿，直到1966年才去世。1973年政府宣布封山，李宝娘在条例生效后不久逝世，最终无法和邱老合葬。邱继显如妻陈丽娘在 1930年去世，年仅29岁，陵墓1947年重建，子女福柱和凤玲，陈新映的陵墓格式和陈丽娘一样，子女福柱和凤珍，邱继显和李宝娘则没有刻上后人名字， 不过他还有位女儿凤嫒，此外另名儿子在日剧期间被杀害。

邱继显的年龄出现几个不同版本，墓碑上显示78岁，记录册是79岁，讣告则是81岁，81岁应该是虚龄，某些时候会为往生者添加岁数，他在阳历一月，农历新年前三天去世，或许这就是年龄不一致的根源。

捐献

1920 圣安德鲁医院（St andrew hospital） 1,000

1926 厦门公留医院 5,000

1958 南洋大学100,000

山东惨祸筹赈会财政员

股票经纪行公会主席

1917-1929怡和轩董事

布朗后人细说家族历史

这是乔治·亨利·布朗留给后人的唯一照片，小女孩是他的其中一名女儿。

谢燕燕　报道 （2012-01-02）

武吉布朗坟场是一个以乔治·亨利·布朗（George Henry Brown）命名的华人坟场，但大家可知道布朗究竟是何人，他与新加坡早期历史有何渊源，他自己的坟墓设在何处？

一个多月前，武吉布朗坟场迎来一名特殊访客，她正是乔治·布朗的玄孙女乔安娜·布登斯（Joanna Prudence）。她当时正接受本地文史爱好者的访问，谈她对武吉布朗坟场即将受新道路工程影响的感想。

本报记者和她在武吉布朗坟场偶遇后，从她那里了解到布朗家族在新加坡的有趣历史。布朗的第二任妻子艾伦·奈特（Ellen Knight）曾留下一本1859年的日记，非常生动细腻地反映早期英国人在新加坡的生活情景。

从日记中，记者赫然发现，电影《国王与我》中的女主角安娜·雷诺文斯（Anna Leonowens），原来和布朗夫妇关系亲密。她年轻丧夫时、曾经在布朗夫妇的快乐山庄小住疗伤。

55岁的乔安娜·布登斯是乔治·亨利·布朗的第五代玄孙女，虽然年代久远，这名在英国一所女校当兼职教师的后人却对170多年前的家族史做过不少研究，有深入认识。

乔安娜告诉本报，她14年前曾到新加坡生活一段时日，之后经常到访，每次来到新加坡，都会趁机多认识家族史，而她对新加坡、对祖先住过的武吉布朗坟场有深厚感情。

有关乔治·布朗何时到新加坡，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他1842年便从印度加尔各答途经槟城来到新加坡，另一说法是他在1846年才抵达新加坡。

按照后者的说法，他在1847年买下汤申路的一大片地（今日武吉布朗坟场），为之取名快乐山庄（Mount Pleasant），在清理荒地森林后，开始种豆蔻。与此同时，他也在桥北路的圣安德烈座堂担任风琴手。

他和第一任妻子海伦（Helen Gertrude）于1851年生下一名男孩小乔治（George William Brown），但海伦三年后便在新加坡病逝。布朗当时已在新加坡成立一家建造马车车厢的公司

 乔治·布朗的玄孙女乔安娜·布登斯上星期六访问武吉布朗坟场后，向本报绘述了布朗家族的有趣历史。（蔡家增摄）

妹妹穿针引线下再娶

在妹妹夏洛特（Charlotte Brown）的穿针引线下，他在1856年娶了艾伦·奈特（Ellen Knight）为续弦。艾伦是在夏洛特的陪伴下，于1855年从英国抵达新加坡。同一年，布朗的豆蔻园因遭虫害而告失败。

布朗和艾伦后来生了三个女儿，其中一名女儿夏洛特（又叫娜丽）正是乔安娜的曾祖母。布朗的三个女儿中，只有夏洛特成婚，丈夫是弗雷德·宾加菲（Fred Benjafield）。他们的女儿露丝（Lucie Benjafield）是乔安娜的祖母。

乔安娜告诉本报，露丝婚后生了四名男孩，其中一人便是她的父亲马克·布登斯（Mark Prudence）。87岁的马克目前住在英国，退休前是一家机械工程公司的董事。

乔安娜小时候就知道祖母露丝是在新加坡出世的，因为祖母每次用餐时、总会念念不忘芒果、榴槤等热带水果，另外，她能讲一点马来话和华语，家中还有不少中国古董。

据乔安娜说，她祖母是在二战前夕，举家迁回英国。布朗家族来自英国的多塞特郡（Dorset）。

布朗多才多艺

再说回乔治·布朗，他除了种植豆蔻、建造马车，也是新加坡最早的一名船主，一度拥有三艘往返于东南亚和上海、日本的货船。

乔治·布朗的第二任妻子艾伦·奈特（Ellen Knight）曾在1859年7月9日，在日记里记载布朗当时所面对的一场官司。原来他在1857年把自己的“酸柑屋号“（The Limehouse）租给人运货到上海，但船航行到印尼泗水便因漏水停航、最后卖掉。

当时的船长把货物转到另一艘船前、先把一部分白米和糖卖掉，用来支付停泊、储藏和重新装运的费用，结果遭货物主人起诉。

艾伦也常在日记里提到丈夫为了监督船只装卸货物而忙到很晚才回家。另外，他们和一些船长交往甚密，经常上船访友和用餐。

乔治·布朗不仅是货船和园丘主，也是马车建造能手和研发古塔胶（gutta percha）的专家。古塔胶是一种从热带树木取下来的胶液，19世纪中期被用来制作电报线胶套、也用来制造家具、拐杖、首饰等。

为了经营好公司，乔治·布朗把妻舅阿瑟·奈特（Arthur Knight）从英国请到新加坡，奈特1860年抵新后，先在布朗的公司当助理，九年后加入殖民地政府当速写员。

乔治·布朗在音乐方面很有造诣，他在教堂当风琴手，还擅长演奏钢琴和拉小提琴，家中经常有朋友聚在一起演奏音乐。

艾伦在日记里也谈到乔治购买新钢琴，把旧钢琴卖给友人的事。

布朗开垦快乐山庄时，先种植豆蔻但告失败。多年以后，他改种木薯，还用机器把木薯制成食品。

不幸的是，他1881年9月在操控机器时发生意外，还因此失去左手臂。为了疗伤，他决定到槟城去，却在1882年10月5日与世长辞，享年63岁，遗体被葬在槟城一个基督教坟场内。墓碑说他是“新加坡长久居民”。

他去世后不久，《海峡时报》在1883年1月刊登了一则快乐山庄求售广告，说这个山庄占地140英亩、有三栋大房子，附设马车生产间、木薯厂、抽水站、大水槽等。

广告还说山庄以种植木薯为主，但还有大量果树，包括椰子、芒果、榴槤、可可、咖啡等。

1900年的新加坡指南显示快乐山庄由阿拉伯裔商人亚塞高夫（Syed Mahomed Alsagoff）家族所拥有，他们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新买主。

 乔治·亨利·布朗在槟城一个基督教坟场的墓碑，说明他是“新加坡的长久居民”。这张照片摄于2009年。


在卖掉快乐山庄后，布朗的遗孀艾伦·奈特和三名女儿，连同她的兄弟阿瑟·奈特一起搬到基里尼路，后来再搬到里峇峇利路的“绿草谷”（Grassdale）。

乔安娜说，布朗的女儿伊娃、露西、妻舅阿瑟、女婿弗雷德等，后来都葬在目前已挖掘一空的比达达利基督教坟场（Bidadari Cemetery）。

乔治·布朗不仅是货船和园丘主，也是马车建造能手和研发古塔胶（gutta percha）的专家。他在音乐方面很有造诣，他在教堂当风琴手，还擅长演奏钢琴和拉小提琴，家中常有朋友聚在一起演奏音乐。

安娜与快乐山庄

150多年前的快乐山庄（今日武吉布朗），周围是浓密森林，经常有老虎、山猪、鼠鹿、蛇等野生动物出没，有时还会碰上大毒蝎、大蜈蚣等。

艾伦·奈特1859年的日记里，便记录着园丘里的男生，捉到蟒蛇、竹叶青，或者在屋后杀死大蝎子，活捉7寸长大蜈蚣等事。

这本已成了珍贵文物的日记，最常提到的一个真实历史人物，竟然是电影《国王与我》中的女主角安娜·雷诺文斯（Anna Leonowens）。原来安娜是艾伦在新加坡生活时的好朋友。

1859年时，安娜的丈夫汤姆·雷诺文斯（Thomas Leonowens）少校和一些英国军官到山中猎老虎时，因中暑突然离开人世。伤心的安娜被接到快乐山庄与布朗夫妇一起住。艾伦笔下的安娜，因丧夫而非常脆弱，好几次昏厥。她在快乐山庄小住后便搬到“政府山脚”的一间房子，开始以教书为生。但办校计划没有成功，五个月后便关闭。

在安娜刚丧夫的悲痛日子里，艾伦几乎是每隔几天便去看望按娜。安娜是在1862年经陈金钟推荐，到泰国王室担任小王子们的英文老师。她的这部分故事被拍成电影后，让她成为“名人”。

艾伦的日记是认识一个半世纪以前、新加坡社会的珍贵史料。日记中提到新总督加文纳的上任，她和布朗一起去拜会新总督夫人，也谈到1859年11月12日，新加坡和雅加达（当时称Batavia）之间开始铺设电报用的海底电缆。乔安娜说，她祖母露丝一生搬家27次，每次搬家都会抱住那几袋旧照片和旧日记，视之为珍宝。她日后会考虑把旧文物捐给新加坡档案馆。

 布朗的长女伊娃·布朗摄于早期的新加坡。

新恒山亭

新恒山亭 于1891年前已存在

（2011-11-21）

　　王氏太原山隔邻的一大片坟山，是福建会馆的塚山新恒山亭。目前无法找到新恒山亭的完整记载，但能从本地文史工作者的研究中，理出一些头绪。

　　研究恒山亭的知名文史工作者叶钟铃曾在《恒山亭：新加坡福建帮最早的总机构》一文中指出：“自从恒山亭辖下施排埔（今日中央医院）新塚四脚亭于1894年前止葬后，闽人塚地便迁往麟记山和大巴窑。”

　　叶钟铃从闽籍富商王三龙为首的“倡修路董”于1910年5月23日所颁布的《募修新恒山亭路序》中，确定与太原山毗连的大巴窑新恒山亭是福建会馆塚地。当时因为新恒山亭的山径崎岖，牛车络绎，崩塌益甚，闽帮领导人决定雇工修造道路，并号召闽人共襄善举。

　　福建会馆究竟是在何时购买新恒山亭塚地，原本的范围多大，目前还查不出相关史料，但是吕世聪在1891年8月26日的《星报》上看到一则“新恒山亭诸董事人告白”，可以确定新恒山亭在1891年之前便已存在。

　　当时有人在新恒山亭“预筑山基为异日瘗棺之地”（即预先霸占好墓地作为日后埋葬棺木之用），新恒山亭董事认为有必要整顿纲纪，去除陋习，于是刊登启事，限违例者在三个月内到恒春号（邱菽园的店）通报，每穴四方尺罚充公银12大元，没有据实通报者，坟堆将被毁平，日后再葬时罚款加倍。

　　通告还指出，董事会拟举颜永成为督理，负责安顿坟墓诸事。颜永成似乎在恒山亭的管理上很活跃，据叶钟铃的研究，他曾于1894年慷慨解囊，独捐巨金负起修复恒山亭旧塚山的善举，也可能因这缘故，新恒山亭曾有一处叫颜永成山。

　　吕世聪也在找史料时，发现福建会馆曾在1921年1月14日，在《叻报》上刊登一则“关于福建塚要事之传议”，内容说福建会馆收到地税公司于同年1月10日所发出的信函，表明殖民地政府准备把大巴窑福建塚的112英亩土地收归公有，福建会馆领导人决定在1月22日开会商讨征地一事。

　　上述通告所说的“大巴窑福建塚”，指的正是新恒山亭。通告说征地是“为改造住屋之用”，就不知被征土地是否有一部分曾被纳入1922年开设的华人公塚“二关塚山”内，但不排斥这一可能性。

太原山葬王姓福建人  新恒山亭只葬福建人

　　原来的太原山只葬王姓福建人，新恒山亭只葬福建人，但二关山公塚则是开放给各籍贯华人。

吕世聪也在1921年12月20日的《石叻总汇新报》上看到一则“挖迁旧坟墓之报闻”，那是恒山亭董事告知恒山亭旧塚有166个墓穴受政府兴建公共医院（中央医院）影响，将迁葬到工部局设在“武吉物老隐”（武吉布朗旧译法）的新塚。
去年初，亚洲超自然侦探协会（API）创办人吴安龙和吴安全曾在武吉布朗坟场的罗弄哈哇发现一座隐藏在树林中的古庙，墙上匾额刻着“新恒山亭福德正神”和“民国丁丑年”（1937年），香炉刻着“福德堂”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算是为新恒山亭找到实证。
福建会馆秘书长沈美霞在翻阅了会馆的旧会议记录后说，会馆的坟山于1973年封山，政府从1976年中开始陆续征用会馆的坟山，目前已全部被征用。一小部分受扩路工程影响的墓穴则已被挖掘。
福建会馆究竟是在何时购买新恒山亭塚地，原本的范围多大，目前还查不出相关史料，但吕世聪在1891年8月26日的《星报》上看到一则“新恒山亭诸董事人告白”，可以确定新恒山亭在1891年之前便已存在。

拼凑咖啡山历史

拼凑坟山历史 咖啡山不是武吉布朗坟场

（2011-11-21）● 谢燕燕

　　目前被人们误称为“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坟场原非咖啡山，其历史也并非始于1922年，而是比那早上半个世纪，即1872年左右。算起来，武吉布朗坟场的历史应该有139年。

　　武吉布朗坟场之所以会变成人们俗称的咖啡山，是因为人们不习惯用洋人的名字为华人坟场命名，坟场在40年前封山后，人们逐渐忘了它的历史和原有的华文名称，因此出现上述误解。

　　今天恐怕没多少人记得“姓王山”（后称“太原山”）、“二关塚山”、“新恒山亭”、“老山”、“颜永成山”等，幸存下来的，似乎就只有“咖啡山”，于是咖啡山就成了上述坟山的总称。

　　本报最近四处寻访本地文史工作者及曾在坟山聚落生活的旧居民，走访会馆，翻查旧刊物和档案资料等，尝试拼凑武吉布朗坟场已被遗忘的历史。

　　原来的武吉布朗坟场，是由王氏太原山（最早称“姓王山”）和福建会馆的大巴窑新恒山亭所组成。

　　不过这两座毗邻坟山，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被英殖民地政府征去一部分土地，用来设立1922年启用的华人公塚“二关塚山”。

　　今日的武吉布朗坟场，便是由二关塚山、太原山和新恒山亭剩余坟山所组成。它指的是从罗尼路（Lornie Road）转进森路（Sime Road）的那一大片坟场。谦福路（Kheam Hock Road）穿插其中，附近还有一条罗弄哈娃（Lorong Halwa）。

　　至于“咖啡山”，指的是靠近泛岛高速路的快乐山路（Mount Pleasant Road）和安莱盖路（Onraet Road）那片坟山，扫墓者一般是从安莱盖路或王振毓路（Wong Chin Yoke Road）进山。

咖啡山与武吉布朗因发展而分隔

　　新加坡福建会馆名誉理事苏晋兴（84岁）证实咖啡山过去是福建会馆产业，但已被政府征用。由此看来，咖啡山有可能是大巴窑新恒山亭的一部分，但因后来的发展，已和武吉布朗坟场分隔开来。

在陆路交通管理局决定建穿山新公路，一些坟墓得为道路让位时，很多国人忽然意识到坟山原来也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蕴含了很多先人的珍贵史料。
于是，保护历史文化的声音四起，如何抢救坟墓上的史料，包括墓碑、墓志铭、雕塑、装饰物等成了当务之急。
不过在抢救坟墓史料的当儿，大家却说不清坟山本身的历史，它究竟如何形成，有过什么样的历史演变，就连坟山旧主人之一的新加坡福建会馆，目前已没有二战以前的史料可参考。
国家图书馆曾编写过武吉布朗坟场的简史，根据其说法，武吉布朗名称之由来，是因为那片地的第一名主人是来自印度加尔各答的英国船主亨利·布朗（Henry Brown）。
亨利·布朗1840年来到新加坡后，买下了那一大片地，将之命名为快乐山（Mount Pleasant）。这片地后来被开闽王氏三名先贤王有海、王九河与王沧周，以及福建会馆分别买下并辟为塚山。
要厘清武吉布朗坟场的历史，首先就必须了解王氏太原山和新恒山亭的历史。


三名开闽王氏族人  各500叻元买下太原山

有关王氏太原山的历史，至今能找到有较详细纪录的是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出版、王秀南主撰的《王氏开宗百世录》和王氏慈善（开闽公司）三庆特刊等。　　百世录中的“先贤置山建祠设会”一文，便谈到太原山的购置缘起。 据记载，早在1872年，侨居星洲的开闽王氏族人王有海（王秀南译成王友海）、王九河（王求和）与王沧周（王宗周）便商议集资购地供族人建屋栖息、从事种植，购买的土地还可以作为葬地，让族人养生送死。 三人的祖籍都是福建同安白礁乡。王有海1830年生于新加坡，靠经营砂劳越土产发迹。王九河来自马六甲，1871年在新加坡创立丹戎巴葛船坞公司，曾是英华学校和萃英书院赞助人。年少时从中国南来的王沧周曾创立德昌号，并以经营船务起家。王沧周1888年去世时就葬在太原山之麓。 他们有意效仿潮州义安公司的做法后，刚好有一名叫Mootapa Chitty的“遮地人”（来自南印度的Chettiar或Chitty）与华人林祖义拥有大巴窑区上段的一大片地皮要出售。这片被列为五号永久地契，共221余英亩的地，当时的交易价是叻银1500元。 三人各出500叻元，于1872年5月18日买下有关地段，作为“开闽公司福建王氏慈善”所公有。当时契约规定，凡是福建王氏族人可申请作为建屋、耕种及安葬用途，这便是从武吉知马路四英里转入谦福路的“姓王山”之由来。“姓王山”后来易名为“太原山”。 当时的地契正约原本有权委任信托人，却不知何故没有执行，时间一久，人们只知有姓王山，却不知献山者为何人。 征地赔款与利息　用来设开闽公司 根据《王氏开宗百世录》，殖民地政府后来决定建华人公塚，于1919年征用“姓王山”的97余英亩地，作为“二关塚”山的部分用地。 政府在开设二关塚山时也开辟谦福路，后又增辟亚当路，“姓王山”所剩下的113余英亩地，分开在亚当路和谦福路两边。殖民地政府在征地时赔了2万4476余元，却因为找不到山主，最后把该款项寄存在高等法院等候认领。

1922年3月20日，高院裁决，依照买地契约能产生有效的慈善信托。
1923年12月28日，法院批准王长顺（王有海之子）之申请，委任三信托人，除了王长顺，另两人是王瑞洲（王九河之孙）和王金鍊。此案在1924年完结，所领出来的赔款和利息用来设立王氏慈善（开闽公司）。
据了解，1982年至1990年间，政府把太原山剩余土地全部征用，经信托人和管理委员会极力争取，获得900万元赔偿，再以这笔钱购买武吉巴督23街的地皮，兴建办公楼、闽王氏宗祠和骨灰瓮安置所。这一工程于1997年竣工，是由已故王鼎昌夫人林秀梅所设计。
本地文史研究者吕世聪在翻阅旧报章时，曾看到一则刊登于1894年3月16日《星报》的趣闻。百多年前住在牛车水的王金福，在父亲去世时买了副很大的棺材，为把棺木抬进家还得拆掉大门。
他选好日子要把父亲葬在太原山，但天下大雨，跑马场、牛车水“积水成河，可泛舟街上”，他只好改期为父举殡。

村民话当年  这里曾有个陈牛廊村
熟悉武吉布朗的吴安全，曾听一些看山人说武吉布朗叫“二关”，另外还有“姓王山”，“老山”，等，只是后来大家把这一切混淆了，误以为武吉布朗便是“咖啡山”。
最清楚这一切的应该是昔日在“陈牛廊”生活的陈亚峇（60岁）。“陈牛廊”是谦福路坟场聚落的俗称，陈亚峇1951年在那里出世，一直住到1982年才搬走。
据他回忆，罗弄哈哇的两头接到谦福路，北端那一头靠近太原山，是以打石碑而闻名的陈牛廊村，居民清一色是福建人。
他本身住在第二个村子，即罗弄哈哇中间、靠近快乐山。这部分原来属于福建会馆。政府未征地前，他家每月还租金给会馆。这个村子以种植果树，帮人照顾坟墓为主，当时还有人在亚当路摆摊卖水果。
至于最南端、靠近杜尼安路的聚落，除了福建人，还住了潮州人、海南人和马来人。居民以务农、当小贩、看守坟墓为主。
他记得村子里当时还有一所振中学校，上世纪70年代出过一本校刊，但几年后便关闭。
陈亚峇说，二关山指的是快乐山延伸到罗尼路的部分，基本上由快乐山和谦福山组成，他所住的村子，就在这两座山的山谷。简单来说，太原山是靠近麦里芝蓄水池、罗尼路、亚当路那一边，福建会馆的塚山，则是靠近快乐山、咖啡山的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