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维新与梨春园主人 刘金榜推动戏曲

庆维新与梨春园主人
刘金榜推动戏曲

刊登于《联合早报》副刊，2018年10月6日。

做为酬神活动的一部分，戏曲最初就在庙前或街边搭建戏台演出。基于对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对戏曲的热爱，这种趋势推动戏曲演出迈向剧院发展。在梳理本地19世纪剧院旧貌之际，无意间发现庆维新和梨春园主人是刘金榜。
从庆维新坍塌说起
珍珠山脚的土地是在1880年被划分出来，靠近山丘的就称为人民公园(People’s Park)，在新加坡河支流的填海地带则有普长春（即庆维新）和升平园剧院。在1883年11月30日发生剧院坍塌事件，业主刘金榜上庭供证指出，剧院耗资9600元，在1882年6月落成，剧院出租给黄亚成（译，Ng Ah Seng）经营。
普长春位于哇央街24号，在坍塌后重建，刘金榜于1896年提呈一份修改建筑蓝图，过后业主不断更迭，1900年的业主则是Mansoor，产业在1905年进行拍卖。
普长春分三层，每层保留部分空间开辟6至8个厢房，内设桌椅，可以一边欣赏戏曲一边品茗。《海峡时报》1901年4月18日报道，康沃尔公爵(Duke of Cornwall)和约克公爵夫人(Duchess of York)到访新加坡时，在星期天傍晚到哇央街的剧院品茶。后来官方制定剧院条款，规定出口处必须宽敞无阻，座位必须固定在地面，各种条规导致中式剧院和西式剧院相似。1909年的一起诉讼官司中提到剧院和影院的估税，拥有8百多个座位的普长春支付5040元税金，梨春园和升平园只需3600元税金，可见普长春是当时最盛旺的剧院。
因普长春戏班班主得罪余东璇妻子，他一气之下买下普长春和升平园，将普长春剧院改名为庆维新，自己物色粤剧班来新加坡表演，而庆升平就转租出去。普长春其实是戏班名字，原来剧院名称还是一个迷。庆维新在1930年代停止演出，原址改成百货公司，旧建筑于1968年被拆除，并在原地建起珍珠大厦。
粤剧枢纽梨春园
牛车水被安祥山、珍珠山、达士顿山环抱，中间是新加坡河支流，这天然地理形势说明两岸都是沼泽地。尽管甘榜马六甲的奥马回教堂在1820年已经出现，马里安兴都庙也可以追溯到1827年，从牛车水到驳船码头之间却是人烟稀疏。在1850-1870年代大规模填土以后出现大片新土地，吸引不同籍贯的华人竞购。
梨春园位于史密斯街36号，旧门牌制度下称为MC 17，这家剧院可以追溯到1883年，在庆维新发生坍塌之后，工部(Municipal，即后来的市政厅)派人到各大剧院调查，英文报章曾提及史密斯街的华人剧院。这剧院就是梨春园前身，业主刘金榜曾在1896年提呈修建建筑蓝图。
剧院后来转售给林路，他是本地知名建筑商，在1897年提呈重建蓝图，由Swan & Maclaren 负责测绘，现梨春园就是他所兴建，1898年落成。剧院分三层，地面层是工整排列的座位，顶层两侧各有九间附有桌椅的厢房，并设有女性座位，共可容纳7百多人，由满堂春粤剧班演出。
早期的粤剧是以官话参杂粤语演唱，当时陈少白在香港编写改良式剧本，为了让观众更容易理解而改为粤语演唱，这些改良剧也在本地演出。1908年，永寿年在梨春园上演《徐锡麟枪毙恩铭》，开明书报社的邓毅也上台演说宣扬革命。后来振天声在1909年3月16日上演《梦后钟》、《黑狱红莲》和《熊飞将军战死留花塔》。同年12月31日，林航苇再次组织铎民社粤剧班，为振武善社筹款演出。当时梨春园已卖给广东七头家之一的罗奇生号经理罗琳，他邀请中港粤剧名伶靓元亨、陈非侬、马师曾、红线女等名加入永寿年，其他剧院也纷纷相仿，一时间名伶汇聚星洲，粤剧迈入的辉煌年代。
在余东璇买下庆维新之后，普长春戏班改在梨春园演出，继续邀请中国名伶在此登台，凭着精湛的演出，梨春园成为粤剧枢纽而扬名海外，新加坡也成为粤剧的第二故乡。
戏曲推动先锋刘金榜
刘金榜，祖籍福建南靖，生于1838年，20岁就南新加坡，先后创办万山号药铺和福南号银庄。经历数十年奋斗，成为本地举足轻重的富贾。他也是中华总商会发起人，1906年天福宫重修协理之一。最为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创办双林寺，罕为人知的是他对戏曲的推动。
据福州怡山西禅寺文献《西禅小记》记载，刘金榜和儿子都做了一个不寻常的梦，梦里有个金人从西方而来。1898年，适逢贤惠等人经历6年的锡兰朝圣之旅，在回国途中过境新加坡。刘金榜极力挽留，献地兴建佛寺让他主持，还捐献1万6千元。此后他多次捐助或创办各地寺院，包括槟城鹤山极乐寺、阿依淡天公坛、雪兰莪岳山观音阁、中国福州怡山长庆寺、漳州南山寺，以及本地的普陀寺。
本地在1859年已经出现剧院，最初只是简陋亚答木屋，不久就进入蓬勃发展期。在1880年前后，大坡的梨春园、庆维新、升平园、哲园和怡园，以及小坡的升春园陆续落成，当时剧院约有十座。刘金榜出资兴建剧院，对戏曲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在1897-1890年间出售梨春园和庆维新，但对戏曲的热忱不减当年，晚年每逢生日，就在家中设宴款待亲戚好友，戏曲演出是必然的余兴节目。1909年，他以1千元购买首晚座位，观看吉隆坡振武戏班为广惠肇方便留医院筹款的粤剧演出。
刘金榜在1909年12月18日逝世，享年72岁，葬在俗称海南山的顺福路墓地，墓碑上的名字（谥号）为刘诚正。

探索水廊头原址

探索水廊头原址

水廊头凤山寺历史悠久，因此对水廊头这个俗称的原址未曾存疑。而诸多中文记载都说中华女学堂（即后来的中华女学校/中华女中）设在水廊头，所以出现学校最初设在摩罕莫苏丹(Mohamad Sultan)，后来迁到登路(Tank Road)的说法，然而在探索学校历史的时候，却发现并非如此。

从凤山寺说起
诗山镇凤山寺的广泽尊王被南安人视为保护神，每到一处总会筑建庙宇，因此香火随移民的脚步而遍布四海，1836年,南安人在青山亭西麓建造凤山寺。后来星洲书报社在丹戎巴葛建造新大楼，它就在凤山寺的山脚下，书报社旁边的中式牌坊就是凤山寺的山门。庙宇经常冠上主干道路的名称，1905年张永福在星洲书报社演说时，报章所刊登的社址就是丹戎巴葛凤山寺口。
受直落亚逸盆地填土工程影响，凤山寺在1907年被殖民地政府征用而搬迁到摩罕莫苏丹。凤山寺信托人傅孙潴（Poh Sun Tee）在1907年提呈由黄德茂(W T Moh)负责测绘的庙宇建筑蓝图，崭新的凤山寺在1913年正式落成。据1912年的一份通告，当时称为后芭窑凤山寺，这个名称在1950年代初期还一直被沿用。
水廊头一词据说和慕宝路（Merbau Road）的海峡制冰公司(Straits Ice Company)有关。这家制冰厂于1901年在此开始生产，然而水廊头凤山寺最早在1940年出现，不过当时的写法是“水笼头”。在1940-1950年代之间，后芭窑凤山寺和水廊头凤山寺同时交替使用，到1950年代中才逐渐定型为水廊头凤山寺。

水廊头另一源头
新加坡河是潮州人聚集之处，沿岸也有不少潮州富商，其中之一就是沈嘉然，他在1913年12月10日去世。他的中文讣告就显示丧居在水廊头嘉丰园，查阅《海峡时报》，其寓所是“Sans Saouci, 105 River Valley Road”。Sans Saouci即嘉丰园，位于在里峇峇利路，105号是旧式门牌编号，介于里峇峇利弄和金炎路之间。
南洋青年励志社，是个年轻人互相学习与切磋知识的会所，成立于1919年，因会员增加而场地狭小而搬迁。刊登在1920年8月24日《新国民日报》的搬迁通告显示，励志社搬迁到水廊头92-5号，同一则通告的英文地址是92-5 River Valley Road。这两个例子更具体说明里峇峇利路就是水廊头。

林庆年在1951年的一篇中华女学校的<校史>中说道：中华女校先租水廊头民房为校舍，后迁校到登路。查阅当时英报章，驻叻代理总领事戴欣然于1911年3月30日为中华女学堂主持开幕，学校位于登路1号。据中文报章的通告，丁律（登路）即水廊头门牌一号。这所学校是潘春阳的产业，他住在登路2号，后来因潘春阳逝世后家族收回遗产，学校大约在1924年搬到登路85/86号。据1893年的地图显示，它就位于里峇峇利路和登路的交界处，因面向里峇峇利路，也称为水廊头。

水廊头重新定位
水廊头最初是指里峇峇利路，后来摩罕莫苏丹同样也称为水廊头，这无疑就造成混淆。1970年，文化部首次出版中文版《新加坡街道指南》，一些街名俗称也收录在街道索引栏之中，这些俗称就重新定位。介于禧街和登路之间的里峇峇利路称为水廊内，介于即基里尼路和登路之间的里峇峇利路改为皇家山脚，摩罕莫苏丹定为水廊头。虽然这避免许多混淆，但对后来的历史研究却造成更大的困扰。

中华女学堂在1912年的招生通告。

中华女学堂原址现已成为印度遮地（Chettiar）人展馆。

双口鼎

在新加坡开埠初期，甘密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农作物，许多地区都曾经种植柑密，红山就有一个称为双口鼎的甘密园。甘密有许多用途，用鼎煮过的制成品，就是天然的皮革柔软剂，当时受到西方的欢迎。这个甘密园的规模需要两口鼎來煮，也因为这两口鼎，这一带就叫着双口鼎。后来甘密成为乡村，这两口鼎也消失了，但这个地名却一直延续这个俗称，这个村落就叫着双口鼎。双口鼎在什么地方？它就在红山地铁站附近的麟记路两旁地带，它的主人就是甘密大王佘有进。

林亚相与毕麒麟遇袭案

林亚相是柔佛港主和义兴领袖，在柔佛各地拥有赌馆、鸦片、伐木等的经营特权。在1900年，丹戎巴葛码头扩建计划最终定案，他前来新加坡开设木材坊，并买下明珍庐（即后来的晚晴园）为寓所。鲜为人知的是，他在柔佛发迹之前曾在此经营赌馆，并且涉及毕麒麟遇袭案。

追捕嫌犯
1887年7月18日，早上11点15分，新加坡发生一起震撼全岛的案件。当时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 A Pickering）在署中盘问一些刚抵达新加坡的妇女，蔡亚惜（Chua Ah Siok）走向前桌前，扔掷斧头击中毕麒麟头部，他当场被捕。
发生袭击殖民地命官，官府十分震惊，要求民众提供情报。8月3日，蔡亚惜首次被提控，当时他绝食多日，身体非常虚弱。这时林亚相（Lim Ah Siang）也因经营赌馆被定罪，他的律师提出上诉，然而大法官在8月23日裁决时指出，林亚相曾向毕麒麟坦诚经营多家赌馆，因此上诉被驳回。
8月20日，在事发一个月后，总督华尔德（F A Weld）签发“星期五宪示”，禁止普渡和设立调查委员会。以往华人在普渡期间都在大街祭拜孤魂，焚烧衣箱和演唱戏曲，因无人出面检举，官府决定惩罚华人，颁布禁止在街上进行普渡活动的命令。总督也决定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是否有其他人或会党唆使或煽动，成员包括总检察长（J. W. Bonser）、立法会议员（J. P. Joaquim）和殖民地第二助理秘书（E. C. J. W. Birch）等人。
总督继而发布悬赏，任何人提供情报导致唆使蔡亚惜行凶幕后主使人落网，将有一千元赏金，如果要回中国，当局也将提供船票。9月2日，警察逮捕义福公司领袖李亚会（Lee Ah Hoey）、许亚保（Koh Ah Pow）、李鸿江（Lee Hong Kang）和蔡亚礼（Chua Ah Li）等人。当时林亚相身在柔佛，他回返新加坡后，知道自己在通缉名单之中而自行投案，众人在5日被控唆使蔡亚惜行刺毕麒麟。然而在24日的初审，控方受到辩方律师强力的挑战，要求无罪释放或保释在外。

驱逐结案
在这时候，荷属印尼的领事官向殖民地政府提呈报告，在几个月之前，吉里文岛雷珍南遇袭，涉嫌者包括许亚保、李亚会、李鸿江、陈大狗（Tan Tua Kow）和林亚相等人。9月26日，华民护卫署要陈大狗前来报到，盘问后将他拘留。10月12日，总督华尔德引用1872年的保护境内平宁条款，将诸人驱逐出英国境外，不准到三州各地。其他多人都涉及毕麒麟案，他们继续被扣押等候审讯。
10月17日，调查委员会提呈报告，政府加强监控赌博是毕麒麟遇袭的导因，他们认为蔡亚惜并非独自行动，这是由义福公司所策划，以报复毕麒麟的赌馆政策。然而控方担心无法提出有力证据将众人定罪，因此总检察长和毕麒麟向总督建议终止起诉，改而驱逐他们离境，唆使行刺毕麒麟案终于在11月23日结案。
行刺毕麒麟案也在22日审讯，蔡亚惜面对企图谋杀和严重伤人，他俯首认罪，供称只想吓唬毕麒麟，所以将斧头的柄砍掉，以斧头背部掷向毕麒麟。主治医生Mugliston在法庭供证时说毕麒麟头颅没有骨折，蔡亚惜被判七年监禁。
1889年11月，蔡亚惜再次被控在监狱企图谋杀和严重伤害监狱长。他对袭击毕麒麟被判入狱七年一直耿耿于怀，在庭上不断重复事件原委。因流连赌馆，他输掉向头家借贷的十块，无法在限期内偿还。头家告诉他：“欠钱不还就得坐牢，如果愿意行刺毕麒麟，事成之后有五百元赏金，若是被捕，会有千五元寄回中国做安家费。”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他最后接受头家的提议。法官阻止他继续说下去，指他面对的控状是伤害监狱长，最后被判无期徒刑。他听后甚为激动问道：“谁给我安家费？” 几年后他在狱中因病而命丧星洲。

毕麒麟引退
毕麒麟遇袭之后迅速复原，一个月后已经回返办公室，然而医生建议让他换个地方休养，官方在8月30日公布允他放假两个月，还拨五百元让他去锡兰渡假，他后来复职续任华民护卫司长。
在总督华尔德届满回国之后，史密斯（C C Smith）在1887年10月接任总督之职。他曾任香港总督，以中国通自居，上任之后未与毕麒麟商量就实施镇压秘密会党，这引起毕麒麟的不满。他以头部无法承受压力为由不断请病假，然而1月16日，他在“抱病期间”却通过辅政司（Knutsford, Secretary of State）提呈长篇汇报给英国殖民部办公室，批评总督的镇压会党政策，但这无法改变总督的决定。他在1889年2月编入未来12个月的退休名单，宪示于1890年6月正式宣布毕麒麟退休。
毕麒麟回返英国之后，在1896年发表一篇《海峡殖民地之早期历史》（Early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1898年发表台湾回忆录Pioneering in Formosa，后来翻译为《历险福尔摩沙》。1907年1月17日，即遇袭之后的20年，他在圣雷莫（San Remo）患流感而逝世，享年66岁。他在遇袭后长期装病，导致后人误以为他因头部受伤而逝世。

 柔佛港主
林亚相，又名林宠相或林保臣，祖籍朝阳，在所有嫌犯中是唯一曾经经营赌馆而被定罪者，他的赌馆或许和潮州木匠蔡亚惜有关。在被判非法经营赌馆之后，林亚相和潮州秘密会党义福公司领袖被控唆使蔡亚惜行凶而被拘留，接下来又涉及行刺吉里文岛雷珍南案，最后总检察长决定不再起诉，改而驱逐出境。但庭卒在结案时失误，释放等候遞解出境的嫌犯，这迫使官府再度发出通缉令。林亚相在毕麒麟案之前曾踏足柔佛，事后在柔佛迅速崛起，在1891年，他已是苏丹身边的权贵，并逐步成为雄霸一方的港主和义兴领袖。他后来有意开拓新加坡木材市场，但因有前科，因此佘连城以一万元担保才允许在新加坡居留。

发现百年古屋 布朗先生故居

发现百年古屋，布朗先生故居
因征用坟山开辟道路之故，武吉布朗竟然远近驰名，连海外后裔也回来寻根，但是布朗先生其人其事，外间研究其实不多。昨天咖啡山雷雨交加，在看墓人帐篷避雨之后，在细雨纷飞之下寻找布朗先生故居，经过对比一连串的地图，终于确定布朗先生故居位置。而且不是一间，是两间，这是第二间百年古屋。

被遗忘的“河山竝永”金鼎

“河山竝永”金鼎照片，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金鼎不知去踪。

八位捐赠者当中，陈延谦和冯清缘葬武吉布朗，陈贵贱葬咖啡山。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对上海发动大规模攻势，随着淞沪战役失利，首都南京面对巨大的威胁。为了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

林森捐金鼎和戒指
1938年7月7日，重庆发起纪念七七的自由献金，历时三天，献金总额仅7万余元。重庆人口40万，是国府所在之处，更是富商财主密集之地，有小上海之称，如此低额的献金，被媒体批评为耻辱。因此《时事新报》提倡发动献金周运动，希望在8月13日，筹得更多献金。时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积极支持此举，捐出金鼎和戒指。

林森，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原名林天波，祖籍福建闽侯，早年参加同盟会，革命成功之后，被举为开国参议院议长。1931年，林森接替下野的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1943年车祸身亡，他生前孑然一身，死后并没有留下遗产。林森在1902年考进海关局，1909年调到九江关任职，在林森1937年七秩寿庆之时，华洋海关职员集资打造金鼎向主席贺寿。

金鼎高八寸，口径一寸五分，重十七两四钱四分。横刻“河山竝永”四大字，上款为“国民政府主席林公杖国之庆，谨申嵩祝，以介眉寿。”下款“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率全体华洋人员敬祝”字样。金鼎盖沿雕凤，盖顶盘龙，鼎身左右，各附小环，铸造极为精巧，放在玻璃罩内，并附上紫檀木盒外套。除了金鼎之外，林森还献出四枚戒指，其中一枚是由前班禅大师所赠，其他三枚则是自己年轻时买的。当时每两足金180元，这些金器市价值3400多元。

陈嘉庚筹集7万7000元
国家元首所献的金器，其意义与历史价值，远超于物质的价值，如果照一般金器，交给国库镕成金块，殊为可惜。因此有人建议，出价1万元以上者，价高者者，不但金鼎可以永久保留，所筹集资金更高，捐献者的名字也将长载史册，永垂不朽。

陈嘉庚闻讯，发电向《时事新报》查询价格，总经理崔唯吾回复说，外人打算出价5万元，但他认为元首的金鼎，理应由国人买下。陈嘉庚认为能够筹集7万7千元，打算买下金鼎回赠主席，作为七七献金纪念。本地殷商李俊承、陈延谦率先各捐1万，林文田、林金殿、李光前、谢榮西陆续各捐1万，陈贵贱捐7千，最后1万由冯清缘垫上。以当时的市价计算，这相当于16公斤的黄金。金鼎后来转献国府，做为国家主席交替之信物。

《时事新报》总经理寄赠八位捐献者金鼎照片一张，崔唯吾在照片上题字，叙述事件的始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了答谢捐献资者，在自己的照片上亲笔题上七七献金纪念，赠与八位仁翁和陈嘉庚，并致电嘉奖。

《时事新报》所发起的重庆七七献金周共筹得2万余元，新加坡八位仁翁却献金7万7千元力保金鼎，显现本地华人在抗战期间对中国不遗余力的援助，唯这段事迹却被后人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