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5日星期日
新加坡早期“双语”教育
新加坡早期“双语”教育
说起本地早期的双语教育就会想到颜永成学校，它原名华英义塾（Anglo-Chinese Free School），创办于1885年，被视为新加坡最早的双语学校。这里就从华英说起，逐一讲述当时的书塾和学堂的“双语”教学尝试。华人创办的义塾：以方言教中文
在书塾年代，中国的教育制度远比西方落后，本地华人开始设立英式学校。但身在异乡，文化传承显得更为重要，因此“以英式教育为基础，附加一堂中文课”的形式应运而生，可谓本地双语教育的雏形。
●华英义塾
左秉隆在《勤勉堂诗抄》中提及，在他任职新加坡领事期间（1881-1890），颜永成独自创办了“培兰书室”。查阅海峡殖民地蓝簿（Straits Settlements Blue Book），这家义塾最初称为“位于丹戎巴葛的义塾”（Free School at Tanjong Pagar），它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教师有Joss Simon、Rozario和Hendrick三人。1886年12月20日《海峡时报》刊载，有鉴于丹戎巴葛139号的书室是所义塾，颜永成写信给市政厅要求豁免税务。颜永成向官府申请辅助，可是中文校名带来不便，因此于1888年改名为“华英义塾”。
当时华童报读英校非常困难，因此义塾深受欢迎，收生人数不久达到顶限，于是颜永成向官府要求拨地兴建新学校。他获得直落亚逸160号地段，新的校舍可以容纳300名学生。
颜永成先在马六甲创办华文义塾，后在丹戎巴葛创办华英义塾这所英文学校，两校学生或精通中文，或精通英文，都不能做到中英皆通。随着新校舍的建立，颜永成萌生双语教育的理念，并把位于直落亚逸的新校舍作为自己实现双语理念的平台。
据1892年10月28日《叻报》报道，扩张后的华英义塾将延聘中西名儒，兼教华英文字。时任总督史密斯（Cecil Clementi Smith）于1893年4月4日受邀主持开幕，对双语政策极表赞赏。
办学经费方面，华英义塾虽为颜永成所创办，也得到政府辅助，但由于所费庞大，仍有赖其他信托人的捐输。在总领事张振勋的支持下，颜永成联合林文庆、邱正中、陈若锦、李清渊、陈合盛、林和坂、吴丕球、林抟云、吴新科、朱星衢、陈鹏南、陈应清和黄金炎于1895年12月4日《叻报》刊登启事，召各界大力募捐，期望为学校购置产业，以租金作为学校长期运作之需。
颜永成希望，有了充裕经费，学校可聘请漳音、泉音、潮音、广音、客音教员各一人，让不同籍贯学生都能受益。不过，颜永成的宏愿似乎没有达到，尽管学校聘有两名华人教师，双语教育政策仅实行了四年。
●养正书院
新加坡最早的养正，是1892年章芳林以长子的名字创办章任宪义塾（Cheang Jim Hean Free School）。总领事黄遵宪在为章芳林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及：“近年又设养正书院，延华、英名师六人，兼治中西学生徒百人，公与公子壬（任）宪独任其费。”黄遵宪所说的养正书院就是章任宪义塾。书院位于合乐路（Havelock Road），隔年被列为政府辅助学校，一度有165名学生。1902年因章任宪逝世，学校缺乏资金而关闭。
海峡殖民地蓝簿提及该校以英文授课。不过根据碑铭记载，养正书院聘有华人教师。1897年10月1日《海峡时报》报道也称，章任宪所创办的中英义塾依然蓬勃发展。有鉴于此，可以判断养正书院是一所双语学校。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地教育史上共有过三所养正。除了这所养正书院（章任宪义塾），第二所是后来设于美芝路的养正学堂，由吴寿珍、陈楚楠等人创办，校 长是晚清秀才陈观波，他也是庄希泉的老师。养正学堂最初借用合春号为校舍，后来搬到美芝路372号，它的前身是官办的甘榜格南华人英语学校。
客纳街（Club Street）的养正学校是第三所，其前身是广肇学堂。今天人们说到养正，多会想到这所。
传教士办学校：以“教会罗马字”教中文
19世纪初期，清朝对西方传教士采取敌对政策，后者纷纷以东南亚为基地，通过当地华人学习语言，等候时机前往中国传教。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礼逊在马六甲设立英华书院，这所书院不仅教授英文、中文和马来文，也是传教士休养和学习语言的场所。蒋为文在《探索台语白话字的故事》书中说道，麦思都（Walter Henry Medhurst） 在1817年抵达马六甲传教，后来在英华书院负责印刷事务，于1837年出版《福建方言字典》。
当时西方传教士是采用当地语言来传授教义，他们因此设计了一套“教会罗马字”书写系统。“教会罗马字”指的是依据当地语言音调、以罗马字母为拼音媒介而发展出来的一套拼音书写系统，俗称白话字。
“教会罗马字”最初是传教士学习语言的工具，后来在教会或教会开办学校的推动下，逐渐在本地区盛行，甚至传到中国。
●本地英华书院
本地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School）成立于1886年，最初设在厦门街70号，由澳汉牧师（Revd Oldham）所创办。1886年底，学校迁入福康宁山下新校舍后迅速发展，1892年收生人数超越莱佛士书院。这是由美国美以美主教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of America）协助下开办的学校，分别招收华人和淡米尔人。学校以英华（Anglo-Chinese）和英淡（Anglo-Tamil）为名，又分为男校和女校，共有四所之多。
英华书院的双语教育实行三年后结束，所教导的中文相信就是“教会罗马字”。
●武吉知马中文白话文学校
英华不是唯一教导“教会罗马字”的学校，1893年的蓝簿出现一所武吉知马华文学校。1895年，该校改称为武吉知马中文白话学校（Bukit Timah Chinese Vernacular School），由库克牧师（Revd Cooke）任教。当时官方只津贴英语和马来语学校，这位洋牧师教导的白话文，显然也是“教会罗马字”。
●清人卢赣章与“白话字”
此外，清人卢赣章大约于1875年来新加坡，在四年求学期间掌握了“白话字”（即“教会罗马字”），回到厦门鼓浪屿后以教导华人英文、洋人华文为生，闲余研究漳泉十五音。在闽南音“教会罗马字”的基础上自创拼音字，卢赣章于1892年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从此揭开了中国的切音（拼音）字运动。从澳汉牧师、库克牧师到卢赣章，都显示当时“教会罗马字”普遍盛行。
女子学校：新制前的“双语”尝试
19世纪末，本地华人日益重视女子教育，女子学校陆续设立。当时中国女子教育也逐渐普及，更多女性教师南来，教育框架逐渐摆脱以英式为蓝本的模式，一些新的教育思维也开始出现。
这些改变，都跟林文庆息息相关。林文庆在英国留学时因不谙华语，无法和中国的留学生建立友情，也因讲师请他代译中文手卷，但他却没法完成，因此激发学习中文的决心。林文庆后来受邀成为华英义塾的信托人，眼见义塾变为英校，他感到中文教育的迫切，决定在家里开课教授中文，因人数不断增加，后借用为基俱乐部来授课。
●新加坡女子学校
1899年，林文庆、邱菽园、宋旺相等人创办新加坡女子学校（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它教导罗马化马来语、华语、英语、算术、地理、音乐和缝纫，林文庆夫人黄端琼负责教导高年级学生中文。林文庆一直主张学习华语，不论是他或黄端琼，所教导的中文必然是华语。但在那个“教会罗马字”流行的年代，本土华人中文水平又低落，她是以何种形式教授中文至今还是个疑问。这所学校后来转为英校。
●中华女学堂
受到林文庆影响，潘春阳于1911年成立中华女学堂（Chung Hwa Girls' School），校址位于和里峇峇利路交界的登路（Tank Road）1号，学校采用中、英双轨制，即分为英文学校和中文学校，每天以三个小时读华文课程，两个小时读英语。英文校长由殷爱丽丝（Alice Yin）出任，她是殷雪乔之女，殷雪村侄女。中文校长是余岱宗（又名余信芳）。她于1910年抵达新加坡，一向大力提倡兴办女校。1912年，中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主张采用西方教育模式，这激起本地学校制度的改革。尽管东西教育模式一体化，但因教学媒介语不同，也就出现华校和英校之分。在这个新制下，“双校”制自然无法走下去，中华女学堂遂转为华校。
双语教育最初是在英语教育体制下以方言兼授中文，这就出现重英轻华现象，而教会期望以“教会罗马字”取代汉字，教导中文其实不涉及汉字。后来林文庆引进一些新理念，他以华语取代方言或白话字，尝试平衡中英教学比重。
早期双语教育是处在摸索阶段，因各种因素不出几年就终止，但不断的尝试却是往后成功的基石。
2017年1月13日星期五
义工只身密林探墓 坟山巧遇“候明义士”
义工只身密林探墓
坟山巧遇“侯明义士”
许多人在圣诞节的长周末出国度假之际，连续几天独自上坟山探墓，不料竟在第二天巧遇候明义士沈连的坟墓。
坟山俗称公司桥，就在颜永成山的毗邻，旧时和俗称老山的新恒山亭相连，十九世纪末，土地局对新恒山亭测量并在主峰树立石墩，这里就被命名为Bukit Brown，中文则以意译称为咖啡山，后被泛岛快速公路而划为南北两边。
圣诞节早上，义工在植物园地铁站下车之后，步行约半个钟头才抵达坟山，从左边开始直上山峰后再向右折。这里因树林茂密，因此必须沿途开路，剪断横生枝桠和蔓藤，才能拍摄坟墓作为往后研究之用。经历了一个多钟头，突然遇上一大片积水区，因树叶遮掩而无法看见尽头，而这更可能是个沼泽，所以决定绕道而行，不料此时看见一座墓碑，上面有侯明义士四个大字！说到候明义士，就会想到社公庙的侯明神主牌，墓主是不是其中之一？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这座坟墓是有史以来坟山最重大的发现！
此时离入口处已远，而且途中转转折折，从原处再度来此恐怕不太可能，当务之急是取出手机查看位置，再四处观察，并拍下一些明显地标，接下来就是寻找并开辟一条最近的出口处，再倒回来视察。当时墓碑半陷，因此以登山拐杖拨开泥土，终于看见墓主是沈连，卒于天运辛巳（1881）年二月十七日，孝男沈咯。在往后搜寻，又在发现另一座皇明坟墓，这是南陈鉴湖，天运己卯（1879）年阳月，皇明王扬陈府君，由孝男怡立碑。由于在坟山攀纵多时，加上气候潮湿，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裤，体力也明显不支，最后决定撤离坟山。
说到侯明义士，就会想到社公庙的侯明神主牌，回到家里翻开庄钦永博士著作，发现侯明义士的神主牌仅有八人，他们是陈开顺、洪如坤、盛陈来、许御胜、陈卢惜、梁福来、吴乙卯、余赠涌，仔细阅读神主牌的来历，原来它们最初供奉在义兴公司总部，但殖民地政府在1890年查封秘密会社，义兴被令解散，据说在这批神主牌被弃于河流之中，后被德春号板厂主人捡起，并设龛供奉，辗转于1930年代移至社公庙。侯明义士是当代义兴公司特有赐封。
沈连显然在义兴公司身居要职，赐封说明他对反清复明做出重大贡献，但他的神主牌没有保留下来，一个可能是当时已被河水冲走，另一可能则是家族未曾提出在义兴设龛祭拜。
义兴公司总部里头供奉许多领袖的神主牌，后来殖民地政府查禁私会党，义兴正式解散，部分转移到柔佛，另外一些转为地下组织，这些神主牌后来被弃置于加冷河，但被冲上河岸，后来被人捡起供奉，之后安置于公社庙。在百多座神主牌当中，有73座冠有皇明义士、侯明义士或扶明将军等号衔，在48位注明死亡年份的神主牌当中，有46位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或失败之后不久去世。太平天运失败之后大量起义者南来带动这股反清意识，但一代人的时间就逐渐转淡。
坟山巧遇“侯明义士”
许多人在圣诞节的长周末出国度假之际，连续几天独自上坟山探墓，不料竟在第二天巧遇候明义士沈连的坟墓。
坟山俗称公司桥，就在颜永成山的毗邻，旧时和俗称老山的新恒山亭相连，十九世纪末，土地局对新恒山亭测量并在主峰树立石墩，这里就被命名为Bukit Brown，中文则以意译称为咖啡山，后被泛岛快速公路而划为南北两边。
圣诞节早上，义工在植物园地铁站下车之后，步行约半个钟头才抵达坟山，从左边开始直上山峰后再向右折。这里因树林茂密，因此必须沿途开路，剪断横生枝桠和蔓藤，才能拍摄坟墓作为往后研究之用。经历了一个多钟头，突然遇上一大片积水区，因树叶遮掩而无法看见尽头，而这更可能是个沼泽，所以决定绕道而行，不料此时看见一座墓碑，上面有侯明义士四个大字！说到候明义士，就会想到社公庙的侯明神主牌，墓主是不是其中之一？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这座坟墓是有史以来坟山最重大的发现！
此时离入口处已远，而且途中转转折折，从原处再度来此恐怕不太可能，当务之急是取出手机查看位置，再四处观察，并拍下一些明显地标，接下来就是寻找并开辟一条最近的出口处，再倒回来视察。当时墓碑半陷，因此以登山拐杖拨开泥土，终于看见墓主是沈连，卒于天运辛巳（1881）年二月十七日，孝男沈咯。在往后搜寻，又在发现另一座皇明坟墓，这是南陈鉴湖，天运己卯（1879）年阳月，皇明王扬陈府君，由孝男怡立碑。由于在坟山攀纵多时，加上气候潮湿，汗水早已湿透了衣裤，体力也明显不支，最后决定撤离坟山。
说到侯明义士，就会想到社公庙的侯明神主牌，回到家里翻开庄钦永博士著作，发现侯明义士的神主牌仅有八人，他们是陈开顺、洪如坤、盛陈来、许御胜、陈卢惜、梁福来、吴乙卯、余赠涌，仔细阅读神主牌的来历，原来它们最初供奉在义兴公司总部，但殖民地政府在1890年查封秘密会社，义兴被令解散，据说在这批神主牌被弃于河流之中，后被德春号板厂主人捡起，并设龛供奉，辗转于1930年代移至社公庙。侯明义士是当代义兴公司特有赐封。
沈连显然在义兴公司身居要职，赐封说明他对反清复明做出重大贡献，但他的神主牌没有保留下来，一个可能是当时已被河水冲走，另一可能则是家族未曾提出在义兴设龛祭拜。
义兴公司总部里头供奉许多领袖的神主牌，后来殖民地政府查禁私会党，义兴正式解散，部分转移到柔佛，另外一些转为地下组织，这些神主牌后来被弃置于加冷河，但被冲上河岸，后来被人捡起供奉，之后安置于公社庙。在百多座神主牌当中，有73座冠有皇明义士、侯明义士或扶明将军等号衔，在48位注明死亡年份的神主牌当中，有46位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或失败之后不久去世。太平天运失败之后大量起义者南来带动这股反清意识，但一代人的时间就逐渐转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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