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1月14日，光绪逝世，慈祥也在隔天身亡。按照习俗，民间百日内遏密八音，即禁止所有娱乐，百日以后改为局部开放，梨园弟子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冲击。振天声先前在粤、港、澳为水灾义演，经陈少白斡旋下，香港八邑公所同意预支一千元派振天声到南洋义演，但筹款不足或损失将由八位担保人将承担。黄咏台带领振天声经新加坡北上吉隆坡，在陆秋泰协助下以振武善社之名邀请义演，1909年1月30日上演第一场戏剧《梦后钟》，后来续程去芙蓉、坝罗（怡保）、金宝、务边、太平、槟城和新加坡演出。
梨春园演出《梦后钟》
3月14日早上10点，振天声一行36人搭快船洛打拿船抵达旧红灯码头(Johnson Pier)，新加坡振武善社是邀请演出的主办单位，数十社员在码头迎接，志士班被安顿在111号密陀路的会所。
振武善社租下牛车水梨春园，在3月16-18日开演《梦后钟》、《黑狱红莲》和《熊飞将军战死留花塔》。戏票分成无定价特别位、头等位3元、二等位2元、三等位1元和四等位5角，楼上厢房每位两元。当中不少人以15-75元认购无定价戏票。《梦后钟》是部讲述鸦片和迷信祸害家庭社会的写实剧，在广州、香港和澳门演出时受到热烈欢迎。首晚晚7点开锣，演出中途林航苇、黄咏台和陈铁军上台演说。林航苇上台致欢迎词，说演出目的是为了筹款赈灾，因此刻不容缓，赞扬振天声众人是救群时杰。领队黄咏台感谢本地华人的盛情，最后是团长陈铁军致谢词。暂停45分钟后，戏剧在8点15分继续，直到晚上12点才结束。
振天声演出受到热烈欢迎，收到许多赠字和对联。当中包括尤烈以遗民学堂（他在客纳街所创办的学校）之名赠送“功同木铎”。铎是古代以金属为框的振响器，金铎用来指挥军队，木铎在宣布政教时用来召集群众，有教化民众的意思。振天声是以歌声唱出社会黑暗与悲痛的一面，因此张永福赠字“是以歌代哭，非作戏逢场。”陈卓然赠联“振旷发聋假优孟衣冠为灾民谋幸福，天涯海至具慈悲观念争传善士谱新声。”邓子瑜题赠联“唤醒国魂同仇敌忾，改良社会立懦廉顽。”
同乐园上演《博沙浪袭秦》
振武善社是夸党派组织，邀请革命戏班演出备受保皇派批评。他们在演出期间发动抵制，不将戏院租给振天声，这给革命派增添困扰。最后华里园（Fairydale Association）谢坤林成功租下金榜（甘榜）爪哇街口新戏院，《海峡时报》报道是在桥北路的Theatre Royal演出，这就是后来的同乐园。振天声从3月26至28日一连三天演出《博沙浪袭秦》、《虐婢报》和《熊飞将军战死榴花塔》，28日星期天加演日场《唐山水灾惨剧》。
同乐园演完三天后，华商在为基利公馆宴请振天声，陈武烈被推选为主席，代表华商致辞。他说振天声这次来筹款以赈灾民，本地华人不分籍贯合力支持，受到振天声热忱的感动，即使不懂广府音的福建和潮州人，和本土生长的华人也争购戏票观看，甚至洋人、日本人和马来人也来捧场。在此生长或久居于此的华人，对中国的衣冠逐渐淡忘，更难得振天声将社会现象编写成戏剧，足以感化冥顽，他邀请振天声加演两天。
当天陈铁军已接获曼谷华商邀请电报，但经陈武烈要求决定于4月3和4日，即农历为闰二月十三和十四日在同乐园加演《黑狱红莲》和《大复仇》。陈楚楠看了振天声演出后，并把戏票当作珍贵纪念品一直保留。
振天声回国后被保皇派向清朝官员诬陷鼓动革命仇满，孙中山在晚晴园接见他们，未加入同盟会的演员当天都宣誓入盟，结果被下令解散。振天声一行人共有36人，整理出来的25位演员有黄咏台、陈铁军、陈铁伍、何侣侠、李一天、吴仁甫、刘汉在、卫沧海、梁焕熙、张志坚、卢我让、苏卓韶、陈少文、胡贵白、锺少隅、刘漠、陈树培、钟少隅、梁百洲、黄少尹、黄辕裔、梁雄飞、章显、吕师范和锺国策等人，无一加入新加坡同盟会。此行受到保皇派抵制，因此演出格外谨慎，剧目都是反对封建迷信和烟酒陋习，《梦后钟》更是每处必演的重头戏。由于主办单位振武善社是跨党派组织，也有不少保皇维新支持者前来观赏戏剧，他们从支持改革封建陋习逐步转为支持革命。
孙中山坐困愁城
振天声会在新加坡演出之际，革命同志纷纷前来祝贺，并赠字或送对联，现场却不见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和黄兴身影，孙中山往来书信透露了当时情况。
孙中山在1908年7月13日写给张永福的字条说，确定租用他当天所看的房屋，但要求屋主修好水龙头，并询问几时可以搬进去。1908年12月15日的信笺提到他住在乌节路111号，该地区华人俗称小东陵，一些中文记载为东陵111号，这显示他搬离晚晴园。此时黄兴已经去了日本，孙中山过后和汪精卫、胡汉民等往返马来亚各州，汪精卫续程去了仰光，孙中山和胡汉民回返新加坡，再前往曼谷，三人不断在南洋各地奔波。
在3月2日写给宫崎寅藏的书信说道，欧洲商人来信说当地的经济计划有机（利）可图，邀请他到欧洲商议，他认为“此言想非欺我”，但苦无旅费。同天写信给曼谷王斧的信件重复此事，说新加坡革命同志财力俱穷，导致他“坐困重围”，希望泰国同盟会可以资助，信末说道有“日坐愁城之慨”。在欧洲之行展延两个多月，孙中山最后依靠暹罗、仰光、槟城、邦加等同盟会支部和邓泽如协助下才能成行，这笔款项其实不单是盘缠或旅费而已。
4月6日写信给邓泽如说道，从怡保调派汤令伯担任《中兴日报》经理，但张永福和他发生冲突，最后汤令伯离职，孙中山批评张永福只会推卸责任。他和本地革命同志之间的关系已大不如前，对他极为敬仰的张永福也不听使唤，这迫使他后来将同盟会总部迁移到槟城。
传闻淹没历史
1933年，张永福出版《南洋与创立民国》时邀请冯自由写序文，书中收录孙中山写信给缅甸庄银安的信件和陈楚楠留下的戏票。冯自由后来出版的《革命逸史》，他在香港时曾听闻朝廷官员下令解散振天声的原因，但不知这是诬陷，结果书中写成保皇派告密，从此历史改变了轨迹。1990年，广州主办羊城国际粤剧节的展览会有一幅辛亥革命美术创作的历史绘图，身穿戏服的演员和孙中山在一起，叙文写着：“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晚晴园接见艺人。”这段情节广为引用，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