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革命

话说革命

1时代脉络——辛亥革命的必然和偶然
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接连签下割地赔银和开放港口等的辱国条约，无形中让平民有机会了解外国文化，孙中山因为在香港读书，解了西方的治国模式，这也逐渐形成他最初的革命理论。在洋务运动期间，清朝出现貌似中兴的气象，这种情况让民众出现一丝希望，但在甲午战役之后，这丝希望完全毁灭。不论中国或海外甲午战役是个分水岭，在中国有康有为等人发起维新运动，在本地，受英语教育的林文庆、李攀福等人组成海峡维新会(Straits Chinese Reform Party)，邱菽园创办天南新报以响应康有为的维新，他也在林文庆的好学会基础上，开设星洲支那好学会，邀请文人名士演说，另一方面，尤烈也在一和楼以讲述四书五经为名，暗中宣扬革命。所谓的改革已经形成一股主流思维，人心所向，唯有的争议是手法，是维新保皇或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主张的革命。1906年，清朝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为宪政编查局，而科举制度也在这个时候终止，这种改变远超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所提出的改革，也就是说，改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相对而言，武昌起义是偶然性的，和其他多场起义一样，因面对一些无法预测的局势，因此不得提前起义。不过改革已经成为人心所向，就像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一样，所欠缺的就是一个导火线，因此武昌之后，中国的十八省中就有十四省响应。

2辛亥革命的成功与遗憾
孙中山在成立同盟会时，将其理念浓缩成“驱赶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从这里可以看见他强烈的民族主义，这也是三民主义之一，据霍韬晦指出，他在晚年所写的《建国方略》中提到，民族主义并非指单一的民族，而是国族，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是在历史中长期形成的，不只是血缘，还包括生活方式，语言，宗教和民俗习惯。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后多年，对五色旗成为国旗一直耿耿于怀，并说那是满洲人的旗子，最先提出五族共和理念的是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他们后来组成大同会，提倡的正是这种大同的观念，而陈其美在上海起义时就是采用五色旗，因此孙中山是在晚年接纳他人理念，将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修改为国族，但革命的年代，种族主义却是推动革命的源泉。1903年，邹容在上海出版《革命军》，这是具有排满意识的文章，并阐述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统一时候，陈天华以浅白的语言在日本出版《猛回头》，这本书引起很大的震撼，但最大的震撼则是他在1905年12月8日选择在日本跳海自尽。张永福等人后来大量翻印这些书籍，也因清朝政府日益腐败，驱赶鞑虏的意识逐渐超越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成为不可抵挡的时代巨轮。袁世凯掌握重兵，他支持皇室或孙中山，都可能影响局势，但他是个机会主义份子，利用这个机会，一面要求清帝逊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他出任民国总统，革命最大的遗憾就是袁世凯、满清皇室和孙中山之间的协议，这造成中国往后长时间的动乱，毕竟这不是人心所向。这种交易是革命最大的遗憾，也是污点。

3 新加坡传播革命思维模式
新加坡是个特殊的移民社会，不但文人从商，连长期担任官职的知识份子也从商，也就是说，知识份子是重要的金主，因此康有为在本地获得诸多支持。孙中山则是相反，他获得普罗大众的支持，这是因为革命的宣扬手法不一样。尽管报刊是重要宣传工具，但报章的出版量其实非常低，因此思想传播仅局限于知识份子。在总汇报被陈云秋夺取之后，革命派最初组织露天演说，汪精卫在星洲书报社，以及利用戏院作为平台组织公开演说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革命派开始设立书报社。所谓的演说，无论台上演讲者是以何种语言发表，台下即刻翻译成其他方言，这种模式源自好学会，它吸引临近区域性知识分子参与，而革命派当中如何心田、李竹痴、胡伯骧等人都是来自好学会。好学会鼓倡华语，成员多为知识分子，而革命派同时采用多种方言，听演说的都是平民百姓，因此采用简单而煽情的语言，这种模式取得很好的效果。
戏院或戏台是个重要的平台，除了演说会之外，一些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戏剧也间接灌输革命意识。振天声除了在梨春园表演之外，也在小坡演出，这所戏院相信就是升春园，即后来的永乐戏院，而张永福曾经拥有这一戏院。梅屋庄吉后人曾提及，在革命同志协助下，梅屋开设电影院，而叶玉桑曾在美芝路日本电影院（即后来的曼舞罗）对面建立电影院，这间接支撑梅屋后人的说法。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革命派似乎利用所谓的大众传媒传播革命，这种模式更为重要，因为它将革命意识传达给平民百姓，而且还将笔战的胜利实资化，或许这就造成革命和保皇支持群体，来自不同阶层的因素。

林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