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冯蕉衣碑文出自郁达夫手笔？

 曾翻阅各种有关冯蕉衣史料的文史爱好者林志强认为，墓碑上的题字应该是出自郁达夫之手，冯蕉衣哥哥的后人也以为墓碑是郁达夫所写的。但是，有些人在比对郁达夫和墓碑上的字迹后，又觉得两种字体相去甚远，碑文应该不是郁达夫所题。

谢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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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奖最佳导演许鞍华执导的影片《黄金时代》，把世人的目光重新聚焦在中国东北女作家萧红身上。在那个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本地也曾出现一位际遇与萧红有些相似的年轻诗人冯蕉衣。

冯蕉衣这位潮州诗人才华横溢，曾用过拉因、砂金等笔名，在上海出版过《衡窝集》；24岁南来后继续耕耘，在新马诗坛占有一席之位。但他一生历尽沧桑、穷困潦倒，最后英年早逝。

他在1940年的双十节，因病突然谢世时才27岁，当时为他举殡入殓的是赫赫有名的文人郁达夫。冯蕉衣位于武吉布朗密林中的墓，2012年中被寻墓人吴安全发现后，却引来一个有趣的问题；墓碑上的题字，究竟是不是出自郁达夫之笔？

曾翻阅各种有关冯蕉衣史料的文史爱好者林志强认为，墓碑上的题字应该是出自郁达夫之手，冯蕉衣哥哥的后人也以为墓碑是郁达夫所写的。但是吴安全曾问过好些人，大家在比对郁达夫和墓碑上的字迹后，又觉得两种字体相去甚远，碑文应该不是郁达夫所题。

曾经赋诗悼念冯蕉衣的本地文坛宿将刘思，1986年接受《联合早报》记者吴启基访问时却让上述疑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刘思在《颓废是伪装的——诗人刘思忆郁达夫在新加坡》一文中说，郁达夫与“吼社”同人如冯蕉衣关系密切，冯死时，由“吼社”一群朋友组成的治丧委员会要求郁达夫为早逝的诗人题写墓碑，他当时满口答应。但是郁达夫接下这项工作后却迟迟未见交件。

刘思记得自己当时在牛车水南天酒楼对面一家商行工作，有一天郁达夫和报馆同事到珍珠巴刹用餐，看到他在商行内便冲了进去，连招呼也不打就说：“我最近太忙了，蕉衣的字还没写。”刘思当时笑着回答：“希望你能尽快写好，到时我到你处去拿。”

根据吴启基的那篇报道，刘思当时肯定冯蕉衣墓碑上的字出自郁达夫之手，但他却把墓的地点记成是碧山亭。林志强是基于刘思的上述谈话，认定冯蕉衣墓碑上的字出自郁达夫之手。他还揣测郁达夫不是书法家，字体有时会不稳定。

新加坡文艺协会永久名誉会长骆明记得六七年前，郁达夫的孙子郁峻峰曾带着富阳和杭州电视台的摄制队到新加坡，并通过他的安排找了刘思和方修等人来谈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事迹。骆明记得刘思当时曾提及郁达夫答应为冯蕉衣墓碑题字一事，还提到他曾亲自到《星洲日报》找郁达夫，要跟他拿已答应写的字，但最终是否拿到就不得而知了。骆明说，郁达夫的后人正在筹划出版《郁达夫在新加坡文集》，并准备在中国和新加坡同时举行发布会。

虽然文献记录说墓碑是由郁达夫所题，但是本报咨询过好些人，包括本地一些著名书法家，大家在比对郁达夫所题的《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和墓碑上的字体时，都认为两者相去甚远，不大可能出自同一人手笔。除了笔触不同，郁达夫的字率真不拘，碑上的书体拘谨守法。

从冯蕉衣1940年底逝世到郁达夫于1942年2月4日与胡愈之、王任叔因日军攻陷新加坡而匆匆逃离新加坡，间中只有一年多时间，郁达夫会否因工作太忙，加上时局不稳，没来得及履行承诺便逃难而去？这是个耐人寻味的悬案。

记者最近随吴安全和林志强穿越武吉布朗密林，寻访冯蕉衣的墓时，只见墓碑上写着生卒年，除此之外便是一行“诗人冯蕉衣之墓”。

吴安全说，他是在2012年某一天，在密林中躲雨时被墓碑上的题字所吸引。在武吉布朗墓群中，以诗人自居的坟墓非常少见。据他所知，除了冯蕉衣，便是曾经担任中华总商会秘书的康研秋。葬在那里的诗人则有邱菽园和陈延谦。

巧的是，在那之后不久，冯蕉衣的侄孙女突然电邮吴安全，想知道叔公的墓是否受造路工程影响。吴安全与她联络时，她表示冯蕉衣的墓一直由她父亲冯笃骏照料，但父亲已在两年前去世。

本报通过这位侄孙女找到冯蕉衣侄女冯剑萍（73岁）。冯剑萍的父亲冯海泉是冯蕉衣的同父异母哥哥。冯蕉衣去世后不久才出世的冯剑萍，对叔叔的事迹非常感兴趣。她曾听长辈说过叔叔在病重时，他的女友郭坤成曾扶着他找她父亲，但是他们家当时生活十分清苦，父母和两名哥哥挤在租来的小房间里，根本就没有能力照顾叔叔，最后是由叔叔的朋友合力出钱，为他租个床铺栖身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