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革
命的重要平台——说星洲书报社
林志强
星洲书报社是本地最早的华文书报社，曾创办戒鸦片的振武善社，即后来的新加坡拒毒会(Singapore Anti-Opium Society)，以及中华女学堂和星洲幼稚园。在风起云涌的年代，汪精卫和胡汉民来此宣传革命，孙中山也颁发旌旗状，还许多人曾经在此留下一段段尘封轶事，这里就细说从头。
成立书报社
阅读书报可以开拓视野，学习新知识，提供民众学习和进修的机会，更可借此吸引他们加入教会。于是阁约翰(J A B Cook，前译库克)和郑聘廷牧师于1902年12月11日，在吉宁街（即克罗士街）38号楼上开办星洲书报社。书报社的宗旨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收集当代名人，东西洋各种翻译新书，提供从北京到广东，以及本地报章让民众免费阅读。他们希望书报社可以发挥启发心智，开通社会风气，到达振兴民族和国家的愿景。
书报社每天9点半开放，星期天除外。为了有足够资金订购书籍，使藏书更为丰富，书报社设有会员制，会员可以借书回家阅读，也提供代购服务，每年会费两元。每逢星期三晚上8点为青少年主办勉励会，为了吸收非教徒加入教会，因此也开放给公众参与。但一般青年认为书报社是传教的地方，因此很少人来。
在青山亭山脚的丹戎巴葛路，库街(Cook Street)和通向凤山寺的小径之间，长老会购得一片土地建造福建教堂，因地名也称为丹戎巴葛礼拜堂（禧年堂前身），书报社附属于长老会，也一同迁入。1904年6月21日，安德申总督（Sir John Anderson)为新址主持奠基仪式。这是一栋三层楼高的英式风格建筑，三道大门朝向通向凤山寺的小径，地面层拥有130座位的礼拜堂，二楼是书报社，三楼则做为牧师的休息和办公室。教堂由双迈（Swan & Maclaren）绘测公司负责设计，建筑费共14,185元，1905年1月13日举行落成典礼。据建筑蓝图显示，阁约翰于1906年在书报社旁续建会客室。
主办演说会
书报社迁入新址后有更大的空间，因此邀请当代饱学之士前来演说。1905年2月22日的首场演说会是陈云秋和殷雪村医生。陈云秋生于潮州金砂，留学日本，在潮州创办《岭东日报》和《汉潮报》，曾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当时是《南洋总汇报》东主。殷雪村原籍江苏，生于厦门，在福州英华学校就读，并在美国密西根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继续修读医科，1904年来新加坡和林文庆合伙经营九思堂西药房。
第二场在4月19日，邀请袁寿民和叶季允。袁寿民是康有为的支持者，在陈云秋获得《南洋总汇报》控制权后加入报社，端蒙学堂的副校长。叶季允原籍安徽，早年移居番禺，曾担任香港《中外新报》编辑，1881年被薛有礼邀请主持《叻报》。他精通医术，当时辞去编辑职务行医，1906年薛有礼逝世后，其子薛兆熊接办《叻报》，再次邀请他担任主编。
第六场在8月21日，是张永福和陈观圣医生。张永福是在本地出生的潮州饶平人，虽然教育水平无法和其他相比，但他热衷于革命，于1904年联合陈楚楠在福建街21-22号创办《图南日报》，因赠报给星洲书报社而认识郑聘廷。陈观圣原籍潮州普宁，生于汕头，早年移居槟城。1899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是校内仅次于孙中山的最佳成绩学生。他毕业后曾在林文庆的九思堂实习，1902年回去槟城行医。
书报社逐渐成为知识份子云集之处，演讲者除了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外，还包括驻叻领事孙士鼎，起初是不定期的活动，后来发展为每月一次。书报社由阁约翰和郑聘廷共同管理，原本没有政治倾向，但郑聘廷结识张永福和陈楚楠后加入同盟会，暗中掩护革命同志宣传革命，这使到书报社具有强烈革命色彩。
革命渊源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诸多革命将领南来新加坡，汪精卫二度在新舞台（即升平园）演说非常成功，奠定以演说来宣扬革命的渠道。阁约翰和郑聘廷有意邀请当代名流来演说，希望吸引前来书报社的观众成为教徒，双方各有所需，一拍即合。1908年6月18日，汪精卫首次在星洲书报社演说，7月3日则有胡汉民，8月5日，汪精卫和胡汉民同台演说。这里成为宣传革命的重要平台，也迈入鼎盛的年代。
演说的模式有效的宣传革命思维，但书报社的会员也包括维新派，更受到教会的约束。受邀主讲者所演说的语言不一，虽然可以通过翻译传达，但观众来自不同的籍贯，而且人数众多。因此同盟会以籍贯为基础，陆续设立广帮开明书报社、闽帮公益书报社、琼帮大同阅报处（后来成立同文书报社），以及潮帮同德书报社。
1910年底，余岱宗从国外来到新加坡，认为本地应设立女校。她是同德书报社会员，理念获得会长潘兆鹏的赞同，但同德势单力薄。潘兆鹏、潘春阳和郑聘廷都是星洲书报社成员，邀请两人共襄盛举，这促成余岱宗二度在星洲书报社讲解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并得到报章的支持和宣传。创办女校的理念广泛得到革命派、维新派、潮帮和教会中人的支持，中华女学堂最终在1911年3月30日成立，这就是后来的中华女子学校。
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颁发旌义状给星洲书报社，奖励以往对革命的贡献，因此被视为革命组织。然而利用书报社宣传革命，郑聘廷面对教会的压力，结果他以“积劳成疾”为由卸下教会职务，加入林义顺的种植公司担任董事。长老会委任蔡育之在1912-1917年担任教会牧师，阁约翰和郑聘廷也同时卸下振武善社和星洲书报社职务。
曲终人散
星洲书报社于1912年6月进行改选，陈树南医生被推选为新会长，虽然董事局还有不少革命派支持者，但政治倾向开始淡化。维新派支持者如邱菽园、薛武院和谢有祥等加入黎元洪所组成的共和党，他们也是星洲书报社会员，1913年被选为职员。1921年，教会开办星洲幼稚园，因学生人数众多而借用书报社为课室，书报社活动逐渐停顿。1938年，教会因土地不敷应用而购买欧南路214号建造新教堂，1940年3月22日迁入新址，书报社并非教会核心任务而关闭。欧南路礼拜堂在创办50周年之际重新命名为禧年堂，后因政府征用土地，1973年搬迁到现址。
访客室和星洲书报社拆除后重建的新大楼，左边路口为库街，右边后巷是通向凤山寺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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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文原名《话说星洲书报社》，文中革命宣传占据重要部分，在《联合早报》发表时改为《宣传革命的重要平台——说星洲书报社》。书报社在宣传革命起着重大的作用，星洲书报社经常和其他书报社列为革命组织，这是不正确的。星洲书报社隶属教会，会员和演说者除了革命派之外，还包括维新和保皇派，甚至驻叻领事，所以这是个跨党派平台。在郑聘廷的暗中掩护下，革命派在此吸收许多新会员，正如张永福所说许多同盟会会员都是先加入星洲书报社。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颁发旌义状给星洲书报社，对创办人阁约翰和郑聘廷来说是莫大的荣誉，然而两人同时卸下星洲书报社的职务。因此星洲书报社是宣传革命的重要平台，而非革命组织，这样的重新定位会比较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