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强／文及摄影 （本地文史工作者／武吉布朗学会中文导览）
■ 缘起 “这些信女都是妓女吗？” 面簿传来一则信息，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复。 墓地游这股热潮近几年静悄悄冒起，新加坡武吉布朗5000坟墓让路给八车道的消息传遍世界，因此受到各地坟墓探索者的关注，纷纷赶在拆除之前参观这百年坟 场。香港的邹颂华和林康琪也先后到来，她们同时也去了克兰芝坟场和日本人坟场。克兰芝战亡战士公墓因安葬海外二战战士而受到重视，日本人墓地却因电影《望 乡》以及余秋雨散文《这里真安静》所带动，使世界各地华人读者都知晓了这个连很多新加坡人也不知道的地方。恰好与她们一起走访了武吉布朗与日本人墓地。康 琪回到香港之后发来信息，说她看到墓碑背后镌刻的信女的俗名，因此对余秋雨认为信女就是妓女的说法存疑。
日本人墓地其实去过好几次，但没有认真去探索，经此一问，隔天到日本人墓地再次探查，基于妓女并不曾掩盖自己的身份，某些信女其实来自显赫家族，余秋雨的说法与历史的时间线不吻合，因此认同康琪的看法。
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不过一直没付诸行动，某次中文导览活动之后，无意间和一些朋友提起日本人墓地，决定重新探索，期间也向日籍“布朗人”齐藤梨津子（Ritsuko
Saito）请教了一些生涩的词汇与民俗。
■ 本地的日本人墓地 日本人在新加坡的足迹可以追溯到山本吉音，他1862年来此经商，1864年，松田（Uta Matsuda）跟随华人丈夫来新加坡，1868年则有加藤（Toyo
Kato）小姐，1877年在马来街已有两家妓院与14名娼妓。孤身只影的日本人开始携手前进，此后日本南部少女纷纷漂洋过海到南洋，这股浪潮持续了数十 年。
新加坡的日本人墓地最初是为妓女而设，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惊觉日本人竟然和动物遗骨同葬一处，因此于1888年与涩谷吟今和中川菊三联名请愿开辟日本人 墓地，殖民地政府在1891年6月21日批准位于杨厝港泉和道地段成为坟场，这是海外最大的日本人坟场。 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一代人光景就成为军事强国。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新加坡也不能幸免，在1942年2月15日沦陷，直到1945年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才重见曙光。墓园内有不少军人的坟墓，这些军人多数是在进攻新加坡和守卫“昭南岛”时阵亡，还有投降后去世或被处死的。另 外一些是明治年代，日本进行远洋军训期间因故身亡而埋葬于此。
其时日本也推行殖产兴业，商人纷纷到国外设立商行，大小企业如银行、船运、医院、牙医和照相馆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禁娼之后，本地的日本居民以商人 为主，他们也成立了日本人商会与学校，还开辟高尔夫球场。 开山和尚楳仙在墓园内设立西有寺之后，寺院随着日本人涌入而纷纷冒起，有威基路的妙法寺、勿拉士峇沙路的永平寺、客台的天理教、金光教，实利基路的日本福 音教会，梅森所创办的日本基督教会，汤申路大神宫、肃街的日莲正宗、丹戎巴葛码头的水愿寺；巴耶利峇和淡滨尼也有日本庙宇、宗教场所十余处。除了楳仙和尚 之外，天理教教主板仓夕力也长眠于此，当然也有不少其他教徒。
从妓女到军人之间的年代，商人与宗教师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过余秋雨却选择孤零零的文人二叶亭四迷。二叶亭四迷原名长谷川辰之助，系日本作家兼《朝日新 闻》记者，1908年被派往俄国圣彼得堡，因得肺病乘贺茂丸号回国，1909年5月10日死于归国途中，他的遗体在新加坡巴西班让火化，骨灰则运回东京丰 岛染井墓地埋葬，日本侨民古藤、富房以及掘切于1929年7月4日为其建立纪念碑，并由西村竹四郎医生题字。余秋雨的《这里真安静》就是由对妓女、军人与 文人墓地的描写交织而成的文章。
天主教于1549年在鹿儿岛成立教会，最初被视为佛教的新派别，称为南蛮宗、伴天连或吉利支丹。丰臣秀吉在九州看到基督教的活动情况，认为违背日本的纲常 伦理，天正15年（1587年）下达《伴天连追放令》，即驱逐外国传教士，但禁令没有实际作用。庆长18年（1613年）再度颁布《伴天连追放令》，这次 基督教徒受到严重迫害，随后幕府授权寺院检查居民是否为教徒，遂形成檀家制度。
檀家（Danka）为布施者，政策规定所有人必须加入寺院布施，以换取非基督教徒的证明，居民不论结婚工作或外出旅行都需要到寺院申请证件，而寺院无形中 成为户籍中心。这类寺庙称为檀那寺或菩提寺，背后通常附带坟场，家里有人去世必须请僧侣做法事，他们会验证逝者并授予檀徒戒名，葬礼则逐渐成为僧侣的“商 品”。
尽管明治年代立神道为国教，这种死后请僧侣念经取戒名的习俗至今在日本依然可见。戒名分成四个等级：信士或信女、居士或大姉（女居士）、院信士或信女，及院居士或大姉，目前的市价，信女之戒名需要30至50万円，院居士则超过100万円。
在墓园内，拥有信士信女等称号的坟墓都非常精致，某些赐有院名居士的坟墓更是豪华，这说明了他们是比较宽裕的一群。
■ 从游女到南洋姐 古代日本妓女称为游女，妓院林立的红灯区称为游廓，游廓在丰臣秀吉的时代开始设置。大阪新町、京都岛原和1612年成立的江户吉原，并称为江户时代的三大 游廓。在日本的锁国政策下，长崎是唯一的贸易港，过后也设立丸山游廓。丸山最初容纳800多名游女，后来增加到1400多名。
■ 从游女到南洋姐 古代日本妓女称为游女，妓院林立的红灯区称为游廓，游廓在丰臣秀吉的时代开始设置。大阪新町、京都岛原和1612年成立的江户吉原，并称为江户时代的三大 游廓。在日本的锁国政策下，长崎是唯一的贸易港，过后也设立丸山游廓。丸山最初容纳800多名游女，后来增加到1400多名。
在 长崎，荷兰商船集中在出岛，游女是被允许进入外国人居住区的，去出岛的称为出岛行，而去华商集聚地的游女则称为唐行小姐（Karayuki-San）。随 着日本禁止与荷兰通商，出岛行也就消失，唐行小姐成为唯一为外国人服务的游女，并逐渐成为日本海外娼妓的代名词。因此不论游女去上海或南洋，她们都被称为
“去中国”—— Karayuki-San字面上的意思。
明治后期到大正年间是娼妓的全盛年代，唐行小姐纷纷出国，前仆后继奔向西伯利亚、满洲、上海、香港、新加坡以及更远的陌生国度，她们被称为日本娘子军（Joshigun），由于活动范围以南洋为主，也被称为南洋姐，飘洋过海的南洋姐超过2万人。
尽 管有些南洋姐被拐骗，过着非人生活，甚至客死异乡，但致富的也有不少，早期日本的外汇主要来自南洋姐，这也吸引更多少女投身为南洋姐。1900年日本驻香 港总领事向外务省提交报告，指在香港的南洋姐，十人之中有六七人是征得双亲同意，有一人是被欺骗而来。日本的妓院也在同一年代蓬勃发展，当年有许多文字描 绘日本妓院的繁华盛景，1678年的《色道大鉴》就列出当时25所游廓，也有不少以娼妓为题材的浮世绘。如此大规模的娼妓行业，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新加坡的日本妓院最初落户马来街，1904年增加到109家，妓院也蔓延到海南街和马拉峇街。本地的日本人墓地有三座女性墓碑提到马来街，门牌为15号和24号，墓主是释妙智、柳珠以及田中浅濑。
■ 小石桩之谜团
■ 小石桩之谜团
在陌生的国度，南洋姐与妓院老板形成了互助的制度，墓地内有八座由二木氏所建的坟墓，不但坟墓漂亮，而且花钱请僧侣授予信女戒名，如此厚葬并非妓院老板有良知，而是妓女每月支付一笔钱，这种互助形成后来的共济会，会员每月须支付25钱。
在 墓地内有300余根小石桩墓碑，原是木质墓碑，因年久失修而腐蚀，1915年共济会成立后募捐重建。这些小石桩多数只有一行人名，当中有数十坟墓名为精灵 菩提，这是因为更换石质墓碑时，旧墓碑的文字已无法辨认或未留死者名字。南洋姐都向中介借钱出海，如此薄葬而且名字不易辨认，300多座坟墓一直被视为出 师未捷身先死的南洋姐。但逐一检查317根小石桩之后发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并非“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女”，其中男性墓主有124名，女性墓主 只有103名。
这 些坟墓年代久远，对这些客死异乡的日本男子，似乎没有任何记载。 尽管早期日本人以南洋姐为主，但墓地有明治年代的海军人员，小石桩墓主也有日本船员。事实上那时本地有不少日本渔民，他们并非本地居民，不过经常在这里靠 岸，这些小石桩是否和这些海上讨生活的日人有关呢？由于日本坟场的记录不知所终，这些谜团已不易揭开。 整个日本人墓地共有912座坟墓，但没有阴盛阳衰的现象，事实上，葬在这里的男性是女性的三倍。即使排除二战时期集体埋葬士兵的A和B坟区，C至F坟区共 有349名男性，315名女性，性别不详者175名，男性还是比女性稍多。由新加坡日本人协会出版的《新加坡日本人墓地记录与写真》有所有坟墓的记录。
■ 民俗迥异造成的误解
■ 民俗迥异造成的误解
日本人的坟墓，除了正面之外，两侧和背面也有会镌刻文字，不管男女绝大多数都会留下原名、祖籍甚至详细地址，有些还提到父亲或丈夫的名字。
《这里真安静》提到的妙鉴信女（D89)，俗名西原，明治37年2月3日亡，来自长崎县船大工町。有些墓主使用风尘女子所常用的艺名，有些甚至不回避妓院林立的马来街，可见南洋姐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
小石桩主人都是身世凄凉的日本人，他们包括渔民或海员，由于后人过度宣扬南洋姐的悲惨身世，这些小石桩一直被误认为都是南洋姐的坟墓。有些南洋姐存有积 蓄，因此能为自己建造高大的坟墓，花钱请僧侣授予戒名，但信女与南洋姐并无关联。有些信女是由其夫君立碑，以妙节信女为例，她原名春子，是郑源国的妻子， 于昭和十二（1937）年去世，年仅26岁，是禁娼年代之后的日本女子。南洋姐人数不少，但被确认的南洋姐坟墓并不多，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资料来判断 哪些是南洋姐，或有多少南洋姐。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当事人回忆南洋姐的遭遇，个别事迹或许是事实，但个别人的遭遇未必准确反映一个大时代。而余秋雨散文名篇《这里真安静》中的某些推测，其实是因民族习俗迥异所造成的误解，因为广泛流传，反而被人们接受，当成了事实。
■ 武吉布朗之“余”风
■ 武吉布朗之“余”风
南洋文学成果寥寥，余秋雨曾建议南洋文化的挖掘者多找找这些有意思的坟地。可惜至今没有多少人认真从坟场挖掘史料，本地的日本人墓地虽引来不少文人墨客，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一些和甲午战争、日本阶级改革及历史事件相关的坟墓，始终不为人所知。
武 吉布朗山也有两座日本女子和十余座日本特征的坟墓，同样与日本人墓地一样，低吟着一段段东瀛与南洋的陈年旧事。武吉布朗汇集中西方与本土之风采，涵盖南洋 往来的痕迹，更反映中国之百年变迁，其中还交错着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蕴藏如此浓郁文史的墓地，可惜人们却对它欠缺了解。
武吉布朗是否需要另一股“余”风？让文人畅怀书写一段段的武吉布朗之生死恋，让电影人拍摄一部部的武吉布朗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