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清与皇妣

某些墓铭会出现皇清或皇妣，许多人对皇的理解是皇帝或皇朝，那么坟墓的主人会不会和皇室有关联呢？

翻查字典，皇是个多义词，除了君主、王朝之外，它也对祖先的敬称；皇是煌的古字，如辉煌，有庄盛之意，成语如富丽堂皇，形容建筑物宏伟豪华；皇穹意为天；皇也指颜色，奶皇即是乳黄色；皇指姓氏，如皇甫；地名，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巩县西南；通“遑”，意味闲暇；通“惶”，恐惧；皇也有大、美和嘉许之意等等。

清代徐乾学的《读礼通考·神主》有 一段记载：“古人于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逮元大德朝始诏改皇为显，以士庶不得称皇也。不知皇之取义，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之义。”据徐乾学的说法，元代以前在祖、考、妣之前都加上皇，但皇帝认为平民百姓没资格使用皇字，因此以显取代。所谓的皇考或皇妣，其实是对亡父亡母或是祖先的尊称，皇的意思是大或美。

记得以前某次在外看到丧仪，出殡队伍之前有辆挂上红布条的汽车，上面有五代大母的字眼，五代指后人已经繁衍到五代，大母即是众子孙之母，这里大母与皇妣所表达的都相似，即对亡母或先人的尊称。

同样的，皇清也是对清朝的尊称，意为大清，皇清显妣指的是大清亡母。以前本地有间五虎公祠，里头供奉72座皇明义士的神主牌，皇明也就是大明，皇明义士也就是大明义士。大明与大清远比皇明皇清更为常见，某些时候可以对换；程度而言，皇似乎比大还多一层尊敬之意。

由此可见，皇妣并非指皇帝的母亲，或和皇室有关的人，它仅是对母亲或先人的尊称，同样的，皇清并非和清朝皇室有关，它仅表示是大清子民而已。

 皇——新华字典

皇清显妣 

三十八世皇妣

张义远是张永福之孙？

在探讨孙中山是否曾经到访柔佛的一些文章提到佘氏家族，佘道邦，义兴公司领袖，子佘南寿，新山八邑会馆创办人兼首任会长，孙女佘赛珍，夫君张义远为张永福孙子。

张义远是张永福之孙么？我们先探讨张永福几个子女的出生年份。

张永福生于1871年，长子张秉庚在1905年出现于同盟会第一批会员的照片的时候约十余岁，他在1910年结婚，估计在1890年前后出生，张永福在张秉庚出生时约20岁。

张永福长女张舜琴，她在1928年与罗隆基结婚，后来离异，张舜琴在1978年去世，享年74岁，即1904年出生。张永福次女张茂迪2011年去 世，享年97岁，也是1904出生。张永福另一名女儿张漱珠，她嫁与卢本立，1981年以83岁去世，即1898年出生，她其实比张舜琴和张茂迪还年长。

我不清楚张义远出生年份，不过佘赛珍于2001年以92高龄去世，即1909年出生，她的岁数其实比张舜琴年轻五岁。相对来说假设张秉庚次年育下儿子，这意味他比佘赛珍至少小两岁。

去年媒体报道，张永福目前还有另外两名儿女，他们是生活在美国旧金山的女儿张健华（88岁），以及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小儿子张江书（72岁），他们出生年份大约在1923和1931年，也就是说他们比佘赛珍年轻14和22岁，所以张义远是张永福之孙的说就有一些疑问。

事实上，1932年张永福母亲陈宝娘去世的时候，其英文讣告提到儿子张永福与张华丹，孙子这一栏则有Teo Peng Kay（张秉庚）, Teo Moh Nee, Teo Beng Wan（张明远，张华丹之子）, Teo Nee Wan, Teo Nee Wan其实就是张义远，如果他是陈宝娘的孙子，那么他应该是张永福之子或侄儿，而非张永福之孙。

陈瑞麒——四海通银行发起人

陈瑞麒（1862-1924），祖籍潮州金砂，佘有进幼婿，1904年与佘有进家族成员连城、松城、柏城等合创振发兴号，1907年与廖正兴等发起创办四海通银行，1913年加入共和党新加坡支部，1924年5月20日卒，享年62岁。

陈瑞麒继承父亲所创办的捷裕甘密行，并是振源兴号与振发兴号股东。振发兴号成立于1904年，合伙人包括佘连城、松城、碧城三兄弟，还有陈瑞麒与沈嘉然等人，这是一家代理燃油的公司，一直经营到30年代，但其他的股东陆续退出，最终为佘碧城家族所拥有。

1906年，以潮商为主的华人准备成立另一家华人银行，四海通银行最终于1907年初成立，发起人包括陈瑞麒，1907年他出任庶务(Secretary)，过后出任董事兼副司理(Manager)，前后在四海通银行任职十余年。陈瑞麒去世的时候，其子陈文经发布讣告也曾提及荷兰印度银行，相信陈瑞麒曾在荷兰印度银行任职。

陈瑞麒父亲陈绵捷，为早期的甘密种植家，四海通银行另一名发起人陈瑞标则是其弟。陈瑞麒娶佘有进幼女为妻，夫妻育有二子文经文荣，两人后来担任四海通银行董事。佘有进幼子佘碧城，即是陈瑞麒大舅子，同时又是生意合伙人，他们与家人合创振发兴号，也是四海通银行董事，更是亲家，陈瑞麒两名儿子文经、文荣分别取佘碧城的二女与四女为妻。

陈瑞麒住在卡佩芝路63号，1902年他在乌节路购买21副土地，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府邸瑞园，晚年在此逝世，他在莱佛士坊的达美打街(D’Almeida Street)也有产业。

1913年共和党在新加坡的海外支部成立，陈瑞麒是第一届成员之一，佘氏家族的佘应吉与佘应谨也加入共和党，但不清楚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四海通银行多位董事也是共和党成员，他们包括陈德润、廖正兴与李伟南。

陈瑞麒的坟墓是典型的潮州式坟墓，墓窟墙壁砌上手绘蓝色风景磁片，写着岁甲子年秋月以为钓璜先生，即1924年秋，陈瑞麒去世后特地定制。墓碑显示，他共有三位妻子，原配宏安许氏，月浦佘氏训烈及侧室宏安许氏，佘氏训烈（谥）就是佘有进之女。

手绘蓝色风景磁片，写着岁甲子年秋月以为钓璜先生

陈瑞麒的潮州式坟墓

寻获佘有进坟墓及振春园遗址

几天前吴安龙吴安全兄弟按所获得的资料，前往汤申路寻找葬在振春园的佘有进坟墓，第一次无功而退，星期五再次出击，终于寻获。隔天吴氏兄弟又回到振春园，我跟随他们登山，吴安龙在通往坟墓的山径做了标记，我与吴安全在现场进一步搜寻，并在对坟墓进行拍摄。

振春园遗址已经成为浓密的树林，因此佘有进的坟墓无法一窥全貌。新加坡最大的坟墓是葬在武吉布郎的王三龙，面积约三个羽毛球之大，佘有进的坟墓估计不亚于王三龙。与佘有进合葬于此的还有两位夫人，即陈亚汉之女，陈明月与陈明珠，陈氏姐妹的名字相信是首次被提及。

佘有进的墓墙原有许多墓铭，不过年代久远又疏于修复，有大量文字脱落，只剩下少数与风水相关文字可以辨认。坟墓最引人之处是红绿相映的祥云拱日浮雕，红彤彤的太阳里头有个清字，意为清墓。佘有进拥有中宪大夫的官衔，这是四品的清朝官衔，不过后来佘连城在向清朝捐献，因此获得追封二品官衔。

佘有进又名佘邦从，1805年生于潮州月浦，父佘庆烈，曾为普宁县吏，幼承庭训，能诗文。18岁只身赴新加坡谋生，因通文理被同侨所器重。开始佘有进先为各船舶理账，后于当时大商号“金瑞号”受聘为司账。25岁时为船舶业的代理人，不数年发达致富，为星洲种植胡椒、甘蜜之首创人，是当时潮人最大的甘蜜园主。他还兼营棉织品及茶叶，与欧洲商人交易，信誉卓著，商号为“有进公司”。1845年佘氏任潮侨泰山亭墓地的受托人和义安公司的管理人。1851年被英殖民当局委为法庭常任陪审员；1863年作为华人唯一代表参加新加坡各籍侨领讨论殖民地转归英皇直辖问题。翌年，被政府任命为高级陪审员。1870年，海峡殖民地转为英皇直辖后，为第一任太平局绅士之—，1872年任名誉推事，助理司法行政。当时该地流行有“陈天蔡地佘皇帝”谚语，著有《新加坡华侨社会史》。

在密林之间寻找坟墓非常不易，许多地方更是寸步难行，该处还保留的天然地理风貌，斜陡的山沟处处可见，最玄异的末过于眼镜蛇二度阻挡去路。这个密林其实面积不小，当时吴氏兄弟的方向其实是远离坟墓，由于眼镜蛇拦路，迫使吴氏兄弟改变方向，最终寻获佘有进的坟墓。

若非眼镜蛇的引导，寻找佘有进的坟墓恐怕还要花上一番功夫，莫非眼镜蛇是佘氏的化身，或为佘有进守墓？

祥云拱日

佘有进的坟墓估计有三羽球场之大

吴安龙与吴安全兄弟慑于佘有进坟前

咖啡山的由来

武吉布郎坟场一直被称为咖啡山，不料近期发现“误称”。真正的咖啡山是在快乐山，这里也有好些和咖啡相关的传说，不过寻遍快乐山和武吉布郎都不见咖啡的踪迹，文献也没有记录，究竟这些坟场和咖啡有何渊源？咖啡山这名字从何而来？

真正的咖啡山(Kopis Sua)，也就是快乐山(Mount Pleasant)，这里也曾经被称为布朗山(Brown”s Hill), 这是以布朗先生(George Henry Brown)的名字命名，咖啡貌似Brown’s Hill的中文译名。翻译地理名词多数会采用音译，但少数情况会根据其意译，咖啡与Brown 读音迥异，不过Brown 的意思是棕色，也就是咖啡色，因此相信咖啡山是源自Brown’s Hill，因为Brown的读音很拗口，又不易寻找相近的方言读音，因此以咖啡代之，毕竟咖啡色就是Brown的意思。

另一个名词需要探讨的就是Bukit Brown，武吉布郎坟场也称为二关冢， 不过它的正式中文名称是大巴窑工部新冢，冢就是坟场，工部则是市政府(Municipal)的旧称，大巴窑则是地理名称，泛指太原山至汤申路之间的山区。大巴窑又分大巴窑内和大巴窑嘴口，新加坡的旧地图可以看到这两个名词。不过掌管市政府的洋人似乎很排斥大巴窑这个名称，大巴窑旧时英文写法是Toah Pyoh，对洋人来说这是非常拗口的名称，因此他们尽量回避这个名词，甚至以Bukit Brown来取代。

在武吉布郎华人坟场之前，就有一个种植园丘以武吉布郎为名，也有一座小山丘名为武吉布郎，这些都因为在布朗山隔邻而得名。武吉布郎坟场成立之后，隔年由武吉知马通往高尔夫球场的道路，即目前的谦福路也被命名为武吉布郎路，旧时的谦福路则是目前的罗弄哈哇，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大巴窑已被武吉布郎所取代，大巴窑一词几乎销声匿迹，一直到大巴窑卫星镇的成立，大巴窑又死灰复燃。当然，目前的大巴窑仅仅是大巴窑嘴口以外地段而非真正的大巴窑，许多人以为大巴窑工部坟场或大巴窑福建会馆坟场就在现在的大巴窑选区，这是严重的错误。

既然咖啡山译自Brown’s Hill，而Bukit是马来语山的意思，那么Bukit Brown不就是咖啡山么？或许正因如此，武吉布郎坟场也成了咖啡山坟场。

新加坡的地名一直在变动，曾听闻某人抱怨，他未曾搬家，不过过去三次大选其选区却搬了三次，就像大巴窑一样，即使你不动，大巴窑的位置却一直在变动，说不定武吉布郎又会重新命名为大巴窑。

咖啡山的咖啡好像长了双脚，也从这座山跑到另一座山。

寻获谢安祥坟墓

寻找谢安祥坟墓过程曲折，最初我们只知道他葬在武吉智马路的私人坟场，70年代开辟泛岛高速公路的时候列入受形象名单，后来又找到谢安祥和其他三座坟墓暂缓挖掘的通告，不过80年代圣约瑟书院又发出坟墓迁移通告，因此大多数人都以为谢安祥的坟墓已经被迁移。

事态的发展显示谢安祥安葬之处是在圣约瑟书院附近，上个星期的到坟墓看守员的通报，有四个年代久远的坟墓，但并不确定其身份，因此特地区咖啡山视察，最后确定不是谢安祥坟墓。另一方面，几位熟悉查证土地地段编号的朋友，利用土地编号寻找私人坟墓位置，最初研判是在圣约瑟的网球场，但当年火化的名单却没有谢安祥的名字，谢安祥的坟墓是否已经迁移登时成为一大疑团。

多人过后努力不懈的寻找资料，最后从旧地图找到注明私人坟场的地段，吴安龙与吴安全因此再次到现场寻找，最终在一片小树林中寻获谢安祥的坟墓。

有关谢安祥家族的记录其实不多，经过多方的努力最终够了一个轮廓。谢安祥父亲谢宝荣来自马六甲，是三十六位庆德会创办人之一，育有多名子女，目前我们只知道三子一女的名字。谢安祥则育有四子，庆明、庆木、庆璋与庆善，三女紫霞、紫薇和紫景，紫薇既是薛有礼夫人，在这之前我们在武吉布朗坟场已经找到庆明、庆善和紫薇的坟墓。

谢安祥十六岁加入宝实德洋行工作，八年后升为土产货仓主管员，为宝实德洋行服务长达42年，在他任职期间曾与郑玉迭合资，在他退休之前已经成为巨富，牛车水的安祥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因为他拥有该处大片土地。

谢安祥1832年生于马六甲，1892年去世，今天是他的120周年忌日的前夕。

谢安祥

谢安祥拥有五品清朝的官职

武吉布朗之旅预告

下一次武吉布郎中文导览：

日期：21-4-2013
时间：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
领队：周经杰
报名：在活动开始之前的一个星期可以以面簿报名参加，
http://www.facebook.com/events/228818857260784/?ref=2

也谈党会对孙中山的支持

1854年，义兴公司因为内部对动用款项资助厦门小刀会起义闹意见，这演变成本地最严重的私会党械斗，义兴公司的领袖蔡茂春后来接受海峡时报访问的时候说，为了争夺领导权，各派之间互相残杀，互相争斗，党会已经变了质，这是孙中山南来之前将近半个世纪，虽然说本地早期华人和党会有关，不过气候已经不太一样。

反清意识起伏

冠有皇明义士邓荣衔的神主牌

如果说马六甲的明朝华人后裔会继续使用明朝年号，反清复明的后裔也会继续使用反清的年号，所以本地也出现明墓， “氵丹” 墓，还有天运年号，陈育松提到在泰山亭有许多这类坟墓，义顺也有，而蔡茂春的坟墓就是明墓，这反映早期浓烈的反清意识。反清意识的浓淡会随着局势演变而起伏，蔡茂春妻子去世时已经采用大清年号，这显示股反清力量随后转弱，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这股意识有逐渐抬头。

社公庙的前身是义兴公司的总部，里头供奉许多党员的神主牌，后来殖民地政府查禁私会党，义兴正式解散，部分转移到柔佛，另外一些则转为地下组织，这些神主牌后来被弃置于加冷河，但被冲上河岸，后来被人捡起供奉，之后安置于公社庙。在百多座神主牌当中，有73座冠有皇明义士、侯明义士或扶明将军等号衔，在48位注明死亡年份的神主牌当中，有46位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或失败之后不久去世。太平天运失败之后大量起义者南来带动这股反清意识，但一代人的光景就逐渐转淡。

糖王黄仲涵父亲是厦门小刀会起义期间的运粮官，起义失败之后逃离到爪哇，孙中山多次要求捐助革命都被拒接。十九世纪末清朝对海外侨民的态度出现转变，之后多数华人倾向效忠清朝，大量捐献购买清朝官衔，所以孙中山初期同盟会的支持者寥寥可数，但1908年几场起义之后支持者不断上升，孙中山后来的筹款都得到不错的成绩，主要是得到广大的中下层的支持，宋允文和黄振贤副教授在晚晴园相关的座谈会都提到这一点。

私会党的支持

洪门的宗旨是反清复明，事实上任何组织的反清行动都获得他们的支持，只要这种反清意识继续存在，世界各地的洪门即使没有主从关系，都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但不代支持孙中山，只不过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许雪秋是本地出生，在孙中山之前已经中国结合三点会准备起义，好些同盟会成员是他从中国带领加入的三点会成员，在中国起义的参与者也不乏三点会成员。另一位义兴的二哥林亚相，他在潮州起义失败之后带着几千兄弟逃来新加坡，后来转移阵地到柔佛开拓并成为港主，晚晴园是他卖给张永福，目前虽然没有找到林亚相革命前的政治倾向，不过相信是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他后来加入国民党。

本地洪门领袖林推迁，许多文章都说他支持孙中山，事实上他仅仅支持孙中山推翻满清，建国理念和孙中山尽然相同，他过后加入共和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对立。

反清组织使用清朝年号

蔡茂春的坟墓，上面有个明字。

早期新加坡华人和反清组织是有关联，但说到早期南洋境内若有人敢在墓碑上用大清年号就被挖出来，这是言过其实，统治这个岛屿的是英国人。这些组织都是地下组织，通常都借助公司或庙宇做掩饰，除了内部文件之外，对外都是使用阳历或清朝年号，部分皇明义士的神主牌也是使用清朝年号，尽管他们生前尽力匿藏身份，不过有些人死后却不愿意当清朝的鬼，所以明墓，“氵丹”墓因而产生。

相对而言，在十九世纪末的本地华人开始倾向效忠清朝，公开使用反清字眼的坟墓相对减少，而目前在武吉布郎找到的都是这个年代的坟墓。

武吉布郎坟场创立于1922年，即民国十年，在这之前的年份都是从他处迁移过来的，以亚历山大地区的坟场居多，由于年代和地区的局限，更早期反清意识浓烈的明墓 “氵丹”墓 并没有在武吉布朗出现。

月份别称

January     燃花里

February    批勿哇里

March       马只

April       亦不里

May         冥

June        尊

July        裕来

August      乌兀

September   实添末

October     屋多密（恶多抹）

November    怒民末

December    利暹末

一月        【元月】

二月        【花月】

三月        【桐月】

四月        【梅月】

五月        【蒲月】

六月        【荔月】

七月        【瓜月】

八月        【桂月】

九月        【菊月】

十月        【阳月】

十一月      【葭月】

十二月      【腊月】

别具风格的坟墓

Some day, some time, our eyes shall see, the faces we love so well,

Some day their hands will clasp in ours, and never say farewell

            在四号山看到一个别具风格的坟墓，墓碑是建在坟墓的后端，两侧竖立石柱，中间夹着一片大理石，宛如矮墙。坟墓没有中式华丽的浮雕，也没有西式的花纹，甚至没有任何弧线，设计简单，但洋溢着一片庄肃的感觉。

            墓碑上的墓铭同时采用中英文，右边的中文墓铭已经放弃传统的中款，上款和下款的格式，而且采用好些不常见的字眼，墓铭一开始就是梅县民逝，梅县指的是广东梅县，所以死者是客家人，而民逝这个词相当罕见，相信是指在民国的时候逝世。另个罕见的字眼是主葬，在主葬之后是五个女儿的名字，相信是指负责安葬的主要人物。此外在显考之后并不是父亲的名字，而是享年六十九岁寿，整个墓铭不论格式或文字已经脱离的各种形式。

 

            中文墓铭：

梅县民逝 显 考享年六拾九寿 星源梁公 之墓

            妣梁母谢金水

主葬女 星娘 瑞娘 东娘 保娘 定娘

中华民国    二十七年戊寅岁三月初二

            五十九年庚戍十一月十三日

            英文的墓铭格式则比较正规，相信后人受英文教育，在女儿名字之前增添了两行诗句，内容洋溢深厚的亲情，坚信死后必然重聚，原文如下：

Some day, some time, our eyes shall see, the faces we love so well,

Some day their hands will clasp in ours, and never say farewell

译文:(那天那时在眼前重现挚爱的脸孔 那天紧握着双手从此永不再分离)

同安鳌东蒋骥甫

生平

           蒋骥甫(1889～1944 ) ，字维中，祖籍同安鳌东，由于家境贫寒，读四年书之后就辍学，最初受雇于家乡的永发店，但薪金低微不足糊口，后来筹借资金自设小杂货店，家境逐步入小康，当时蒋骥甫有意往外发展，就将店交给其弟管理，只身南渡新加坡。

          初在他在出入口商行任职，由于勤奋工作深受雇主器重，适逢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多次集资在中国发动革命，并且提倡剪辫易服，蒋骥甫也支持同盟会活动，不过其雇主是保皇派的支持者，因此受到一些讥责。这时候蒋骥甫的婚期已到，他因此辞职回国结婚。婚后往上海的分行建源栈任职，建源栈后来因事收盘，蒋骥甫决定再度南来。

         这时日久略有积蓄，后与陈嘉庚合创橡胶园，苦心经营而发迹。1924年他和陈延谦合创信成号投资地产，1935年联合新、马两地的著名闽商黄庆昌、王丙丁、冯清缘、陈文确等共同创办了大华银行，并担任银行董事。

社团

         因少年失学，蒋骥甫决意在家乡兴学，1926年创办觉民学校，学校最初借用清代四川总督苏廷玉所在的“进士第”为校舍，学生免费入学，学校一切费用由他负责，1936年新校舍落成，但不久日军开始侵略中国，学校在战火中被摧毁。他还在家乡捐建码头、修路造桥，兴修水利等。

         蒋骥甫也是同安会馆创办人之一，1929年陈延香前来新加坡，并呼吁乡亲组织同乡会，陈延谦、林金殿、蒋骥甫、张扶来、胡先愿等人发起组织，并筹得3万元买下丝丝街167号的三层楼会所。1929年10月29日会馆注册获得批准。1931年5月31日，同安会馆正式成立，第一届主席是陈延谦。

          蒋骥甫笃信佛教，1933年7月16日由道阶老和尚、转道老和尚、慧圆、瑞等、普亮、如安诸法师，及邱菽园、庄笃明、吴良标、吴新斋、陈有济、 陈智豪、黄曼士、郑则英、蒋骥甫、洪子晖等居士，在寅杰律普陀寺发起筹组“佛经流通处”，这就是居士林的前身，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扩充筹备，新加坡佛教居士林于1934年6月17日正式成立。

蒋骥甫也是怡和轩成员，在1933-37担任 怡和轩懂事局委员。他也是南洋华侨中学，南洋女子学校的校董。

家族

          蒋骥甫父亲君屋，母亲苏氏，一家十余口，妻子苏氏，育有四子，蒋勖初、汝志、齐修和家洁，一女象震。长子蒋勖初与新加坡女子羽毛球队长王秀英结婚，勖初在父亲去世后继续筹款寄回家乡续办私立觉民小学及捐办其他公益事业。次子汝志与Chan Keng Boon结婚，幼子家洁娶谢荣世之女结婚。

          蒋骥甫住在里峇峇厘路的支路，该处五十年代一度曾以他的名字命令道路，称为Chionh Ke Hu Park，六十年代又改为Jalan Mutiara。

LTA contractor can't read this graves' name

2808

309

so can you?

武吉布郎迁坟的点算方式不妥当

       武吉布郎坟场受工程影响的坟墓，从一开始的3746座，目前已经出现增加的迹象，增加主要有两种情况，再次发现有遗漏而增补，或家属过后向当局申报，坟场可以看见一些未公开，但不属于342座无法辨认坟墓的新编号。

       在受工程影响的范围，已经迁移的坟墓是不做点算，这些坟墓外形多数已经破损，不过破损的坟墓就未必尸骨已经迁移，另外一些则是石碑严重下沉而被忽略，如果再次仔细检查，坟墓其实尚未迁移，所以受影响的坟墓数目增加。由于这类坟墓相当多，相信还有坟墓遗漏未曾点算，当局应该对已经确认迁移的坟墓进行标记，以方便寻找被遗漏的坟墓。 

       某些情况下葬之后并没有竖立墓碑，工作人员因没法察觉而被忽略。不竖立墓碑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风水，另外就是经济能力或物资缺乏，如果后人继续前来拜祭，发现墓地受影响，就会向当局反映，某一处（876B）多达五个坟墓没有竖立碑石，当中一个埋葬了三名小孩。

       没有碑石的坟墓在日本占领的年代更常见，由于物资缺乏，甚至整个家庭都死于非命，有些由市政厅直接埋葬，或直接丢弃在乱葬岗，目前所征用的土地就包括这类墓地。日本占领期间非但物资缺乏，连墓地也短缺，原本殖民地政府划为坟墓之间的走道也用来埋葬，甚至规定小孩的尸体必须多人同葬。1965年政府加宽罗尼路而征用140座坟墓，却有237人的尸骨，这期间的墓地非但不可能出现无人安葬的情况，而且人数还比墓穴数目更多，坟场记录也能证明坟墓之间的空地是埋着尸骨，不过由于没有后人或后人不晓得祖先埋葬之处，没法向当局反映。

       1965年的迁坟工程由PWD负责，他们以坟墓记录为准，每个埋葬的墓穴都会挖掘清理，现在路管局则以墓碑为依据，没有墓碑的坟墓就视为无人埋葬的空地，这种方式非常不妥。按工作流程，经点算的坟墓挖掘之后，就会出动铲泥机将剩余的坟墓连泥带骨一起铲平，许多没有墓碑的尸骨，最终将被压在高速公路地下，或伴着黄土四处散撒在公园或草地间。去年义顺组屋进行翻新的时候发现一具棺木，报章也曾报道，大雨过后泥土流失，造成尸骨暴露，这些都是当年挖掘坟场遗留下来的尸骨，如果按照目前这套方式点算挖掘，这种情景或许会在未来的武吉布郎公路出现，武吉布郎已经规划成为住宅区，说不定还会在自家后院发现尸骨。

路管局应该检讨目前点算受影响坟墓的方式，不能因为没人反映，就理所当然的将没有竖立碑石的坟墓当成无人埋葬的空地处理。

这片“空地”其实有五个坟墓，但因为没有墓碑而被工作人员忽略，后来家属申报才被发现。武吉布朗坟场有许多这样的坟墓，相信还有许多未被工作人员发现，它们的命运或许就是被压在新建的高速公路下，或尸骨参杂在黄土中，用来填补公园流失的泥土。

海峡时报——1965年迁坟通告，140座坟墓受影响，237具尸骨。

庆德会薛文仲后人——薛长吉

薛文仲（1807-1888）是庆德会三十六名会员之一，曾在1856-1888年之间出任会长，他生与死都在马六甲，和薛佛记家族关系密切，1825年来新加坡，后与薛佛记等合创文仲公司。1846年薛文仲和薛佛记退出，其子See Chow Keong与薛佛记之子薛（荣樾）加入，文仲公司改组。

据1910年的一份法庭通告显示，薛文仲的遗产继承人包括薛长泉（See Tiang Chuan)，薛长林(see Tiang Lim)与其他四人，他们都是薛文仲的孙辈，后人分别新甲两地。

庆德会会籍原则上只由其中之一的后裔继承，但这个原则没有严格执行，1928年的会员名录有五个家族，同时有超过一名的会员，该年来自薛文仲家族的有薛长吉，薛长泉和薛明旺，薛长泉是马六甲系后人，薛明旺是长林之子，与长吉都是新加坡系后人。

武吉布郎发现薛长吉的坟墓，有关薛长吉目前的资料非常贫乏，因此不容易比对，就所得资料，相信他就是薛文仲的孙子。薛长吉在1931年去世，享年66岁，二女关娘和福娘，男孙薛美理和女孙薛罗里，相信他的儿子在他之前去世，因此没有在墓碑上留下名字。

坟墓受到道路工程影响，不久就会拆迁。